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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因爲頭頂“來自境外首位副部級官員”的帽子,史美倫自就任之日起便遭人們紛紛猜測何時離職。最初的預期是兩年,史美倫本人也就此表過態,說“我打算來京工作兩年”,那是在2001年3月,她剛剛走進中國證監會的大門;因而兩年之後的2003年年初,關於史美倫將離職的傳聞甚囂塵上,當時適逢證監會高層換將,使得她的離職似有更充分理由,期間雖有證監會官員出面澄清,但坊間的各種揣測推論一直持續了大半年,直到2003年7月,纔有確切的消息說,“鐵娘子”將留任自2004年上半年。相比之下,這一次的消息傳出,雖然未經史美倫本人或官方證實,但不管是學界也好投資者也好,反應要平靜得多,原因是心理的成熟還是市場的成熟可以另當別論。
史美倫來北京就任的目標到底實現了多少,她所極力倡導的“三公原則”將繼續如何推進,三年多來密集的法規建設將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和保全中國資本市場
換句話說,如何評價史美倫的這三年,這似乎是觀察人士必須要做的工作。其實大而化之,無非就這麼幾種,叫好的、痛批的、不偏不倚的
在北京的三年半時間史美倫甚少在媒體曝光,甚至在各種會議、論壇等公衆場合出現的次數都不多,是性格所致還是身份所限,大概兼而有之,在某種意義上說,此二者勢必互相作用相輔相成。一如她在自己辦公室高懸的字幅,一如她對外國記者關於“中國特色”的質問,以及她關於標準的闡釋。史美倫給人的印象是冷靜、穩定、剛正甚至強硬,這些詞適合於形容一名優秀的監管者,這是史美倫着意凸顯的形象。史美倫幾乎不談個人問題,也幾乎從沒有流露非剛性的一面,就連偶爾的“感到委屈”也都是極節制的點到爲止。
史美倫擁有博士學位,在美國當過執業律師,在香港證券監管機構任職的10年,蜚聲業界,這些經歷先入爲主地刻畫了“鐵娘子”的形象,在北京的日子史美倫沒有試圖對此作出說明,事實上這也無從談起,但很難說這樣的形象和口碑沒有影響人們對某些事實的判斷。比如說,在相當程度上,人們把對中國證券監管成敗得失的追問鎖定在一個人的身上,而不是一個機構和一種機制,客觀上你會承認它的牽強和天真。
這種矛盾的心理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在新興的發展中的敏感的中國證券市場,人們一方面期望“來自境外的首位副部級官員”能夠和體制內的官員們有些什麼不同,另一方面又害怕這種不同。史美倫把“中央政府官員”的角色扮演得很好,作風的謹慎甚至比他人有過之無不及,除了市場的因素,是不是多少也反映了一位境外人士在中央政府部門的複雜心態。
不可避免的爭議
史美倫說到底不是一個掌握市場命運的人,也沒有掌握全局的權力。因而,對於她的去留,可以把徐志摩的《再別康橋》送給她,這話的言外之意毋庸贅言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種看法
史美倫來北京就任的目標到底實現了多少,她所極力倡導的“三公原則”將如何繼續推進,三年多來密集的法規建設將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和保全中國資本市場,換句話說,如何評價史美倫的這三年,這似乎是觀察人士必須要做的工作。其實大而化之,無非就這麼幾種,叫好的、痛批的、不偏不倚的。
早在2002年年底,就在史美倫原定的兩年任期將滿之前,就有觀察人士寫道:史美倫謹言慎行,低調處置,鐵面無情……她的神祕令內地的投資者看她的目光是那麼的複雜,那麼的矛盾,他們不知道是該把鮮花奉獻給她,還是把淚水奉獻給她,是把喜悅和歡欣帶給她,還是把辛酸和苦澀扔給她,是用掌聲爲她送行還是以沉默目送她。
之所以複雜和矛盾是因爲有諸多的不理解:不理解之一就是史主席在2001年颳起的監管風暴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監管本身是大家期待的。史美倫的鐵面無私也是大家期待的,當然監管帶來一定程度的市場下跌也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不接受的是市場的暴跌以及此後的失控;這是針對股市在2001年見頂2200點之後開始一路下泄而言的,到2002年底,已經跌去800餘點。
不理解之二就是史主席的海外背景和國內近年來盛行的“洋教條”有沒有聯繫。評論說,市場化也好,國際化也好,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市場質地的同質化,以國有企業爲主導的市場和以私營企業爲主導的市場有沒有區別?區別不但有,而且很大,盲目的市場化和接軌損害只會損害到市場中的強勢人羣的利益,只會傷害無辜;這話說的是史美倫上任後推出了一系列“洋政策”,致使中國證券市場消化不良,導致股市元氣大傷。
不理解之三就是史主席在最近暴露出來的大案要案中是否秉承了當年在港主事剛正不阿決不妥協的精神,爲維護制度的尊嚴替我們的各級幹部做出榜樣,比如在一些一再挑戰法律原則的“創新”面前。這裏所說的大案要案,大概指的是在史美倫上任後的9個月中先後被調查和公佈的億安科技案、中科創業案、博時基金案、銀廣夏案及三九集團事件等等,挑戰法律原則的“創新”,說的大概是因執行困難而做的種種變通。
如此的不理解得出的結論則是,史美倫只是一個技術官僚,在管理層中只是機構運作的一個方面,在很多時間裏,我們對她寄予的期望越大,收穫的失望也就會越大,史美倫說到底不是一個掌握市場命運的人,也沒有掌握全局的權力。因而,對於她的去留,可以把徐志摩的《再別康橋》送給她,這話的言外之意毋庸贅言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種看法。
就在同一時期,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爲,把二級市場下跌歸罪於強化監管的政策及某位監管人士都是毫無道理的。經歷了1999年“5.19”行情及隨後攀上2000點的風光,市場發展轉向強化監管和嘗試市場化的層面,是市場成熟度提高的必然結果。若沒有史美倫到中國證監會任職,其他人也會引導中國證券市場走過這一段路。
持這種觀點的觀察人士認爲,缺少史美倫這樣一個敢於監管的角色,對中國證券市場未必是好事。尤其對中小投資者而言,監管的放鬆勢必使其權益受侵害的可能性增加。因此,對史美倫,還是應該給她更多鼓勵的掌聲。
這些都是2003年1月前後人們對史美倫去職傳聞的爭議,放到現在來說,也不覺得過時,因爲市場的基本面在此後的1年半沒有根本性的扭轉,史美倫毫不鬆懈推進的監管在持續,對此的爭論也在持續,廣受關注的瓊花事件引起的保薦人制度反思,正是史美倫在2003年7月宣佈續任後主推的工作內容之一。
監管,就談監管
到2003年7月,史美倫第三次面對媒體,這時有更多人將批評矛頭指向監管政策,但是史美倫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要談的仍然是監管
正如上文所說,史美倫就任後極其低調,甚少面對媒體,印象當中接受媒體採訪只有三次,一次是2001年3月初上任時,接受新華網記者的採訪,談到赴京後的工作計劃;第二次是在2001年12月,就職9個月後,接受《財經》雜誌專訪,不談個人,只談分管工作;第三次,是在2003年7月,接受中央電視臺專訪,史美倫對自己頗受關注的證券監管工作進行評說,講述自己的工作原則,也是在這一次,她略略地“透露兩年內地市場監管經歷帶來的心路體驗”。
第一次,史美倫表示自己接受北京任職的原因:“不敢期望對市場帶來多大的影響,希望與證監會的同事一起參與對市場的改革工作,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她進而說到,“這個機會非常難得”。她說,“內地證券市場成立了10年,發展非常驚人、非常快,有很多問題是新興市場都會碰到的,香港的市場也曾經歷過這方面的考驗。在內地市場改革的時期,我作爲一個香港人,有機會參與這項工作,與朋友一起作出努力,感到非常榮幸!”
她那時就感慨:“作爲一個市場監管者,最難的是牛市時大家會說你過分監管,而在熊市時又覺得你監管不夠。”對監管者行事的尷尬,史美倫早就心中有底。
第二次,接受《財經》雜誌採訪時,市場上已經有相當多看法認爲2001年的監管力度過大而打壓了指數,史美倫因而用了很多時間談監管問題。她說,說加強監管就是打擊股市,對此我絕不認同。在所有市場上,監管者要做的就是監管,這是他們的任務。只要查處違規違法的行爲,就沒有什麼不對或不應該。對股市上各種違規違法的事情,比如圈錢、欺騙小股東、做假賬等行爲,只能也必須是有一件查處一件,尤其是對那些非常惡劣的、欺騙投資者的行爲進行查處,不存在所謂掌握力度、使之或大或小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市場健康發展所必需的前提。加強監管並不等於打擊股市,更不代表監管的目的是擠泡沫。中國股市過去幾年都是牛市,但股市總是有一個循環的。要問一問指數下來是不是還有其他因素。
當然,加強監管後會捅破一些市場騙局,問題股價格會因之迴歸理性,這正是市場成熟的表現。其實全世界的股市都是這樣,最近美國的“安然破產案”就是典型範例。因此,問題並不在於監管,而在於違規、造假。
到2003年7月,史美倫第三次面對媒體,這時有更多人將批評矛頭指向監管政策,認爲近兩年推行的監管政策一味地要使內地股市國際化,導致“水土不服、有悖國情”,史美倫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要談的仍然是監管。
但她除了強調“我們現在做的都是在鞏固市場的基礎,這是要慢慢建立起來的,不是幾個月以內,或者是一兩年以內可以看到的。我們的市場一直在演變,在成熟。”更坦承,做監管工作一定是會受到批評的。聽到這些批評後,大部分時間“覺得是委屈的”,而且“不是個人委屈的問題,我感覺是對整個證監會的工作,有的人不瞭解”。但壓力不會改變她的初衷,不會改變自己內心的原則,without fear or favor,“不偏不倚,無畏無懼”。她說,這八個字不是她的發明,很多的監管者都是以此作爲監管的最基本原則。
不知道這一次史美倫去職的消息,是將被證實還是又一次空穴來風,如果是前者,不知她是否會選擇再次袒露心聲,其實,從有限的幾次表態,我們幾乎都可以大致推想要說的話,也許我們可以說,這種一以貫之的堅持,是史美倫的風格,也是成就。
史美倫與資本市場(鏈接)
52歲的史美倫,在中學畢業後即赴美深造,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文學學士、加州聖達嘉娜大學法學博士,是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查濟民的兒媳。其丈夫查懋成是香港興業公司的董事。
進入香港證監會前,她在美國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香港辦事處供職。史美倫1991年進入香港證監會,在證監會已服務10年,於1998年升任證監會副主席兼營運總裁。她的前任上司——香港證監會主席沈聯濤對史美倫的評價是“不偏不倚及公正公信的處事手法,是證監會職員的一個楷模”。
內地情緣
在香港,有傳媒把她稱爲“鐵娘子”,因爲她位居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在證券市場監管方面說一不二;也有傳媒把她稱爲“超級打工女皇”,因爲她的年薪據說高達近千萬港元。2001年2月,史美倫正式離開了工作十年的香港證監會,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請,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資監管工作。於是,她成爲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從境外聘請的第一位副部級官員。
她曾經回憶說,當時朱總理通過朋友向她傳達信息,想請她到中國證監會當副主席,全職,在北京工作。史美倫說,自己當時感到很驚訝,也很受寵若驚。她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也很感謝國家領導人對她的信任,給她這樣一個重任,有這個機會參與改革開放。
其實早在幾年前,香港證監會原主席樑定邦即被聘任爲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但是史美倫這次直接進入證監會的“權力中心”,正式出任中國政府副部長級職務,她的大名幾乎一夜之間被內地股民叫響。“這次大家反應這麼大,我感到很驚訝,也有一點不習慣!”史美倫曾經表示。
當時北京的媒介有評價說:“樑定邦(原香港證監會主席,兩年前開始擔任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的到來,給中國證券市場帶來了許多先進的運作經驗和監管理念,而這一次史美倫的到來,相信也會對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管起到積極的作用。”
其實,史美倫和內地的監管機構早有合作,彼此並不陌生。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中國證監會還沒有成立,史美倫就與國家體改委合作,參與起草H股上市的條款和各種文件,也因此那時候經常往返於香港與內地。
史美倫回憶在她在香港證監會的工作時表示,“H股來香港掛牌上市,內地企業到國際市場融資之門就是這樣開啓的。它不僅爲香港證券市場增添了勃勃生機,也爲今天的中國移動、中國石油、聯想等大名鼎鼎的中國概念股鋪就了成功之路。短短几年間,融資數以千億計。”
監管公信
史美倫在就職香港證監會副主席時,被認爲是“蠱惑公司最怕的打工女皇”、“鐵娘子”,耐人尋味的是,她在談到證券市場監管的原則時,她常常強調的是四點:公平、公正、公開、公信。
在香港創業板設立前,史美倫曾就有關創業板的監管問題發表過一篇名爲《第二板市場的監管與環境問題》的文件,關於監管思想,她認爲:從全球範圍看,可分爲兩種一是在強調信息披露基礎上的投資者自我保護,即監管的重點要求發行者按規定披露信息,並不對營業記錄、盈利狀況作具體規定;二是強調監管機構對發行者質量的要求及對投資者保護的責任。香港證券市場的監管很可能是兩種管理思想的某種結合。
實際上,在香港證監會以史美倫爲代表的監管方面,不斷通過打擊企業作假來維護投資者利益的。例如1991年10月添利上市時,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李立向其兒子、侄兒和一名朋友擁有的兩家公司提供資金購買添利股份,此舉違反公衆持股量不可低於發行股份25%的規定;李立並未有采取措施避免對添利股票造成虛假市場,違反上市協議。1994年1月李立被聯交所公開譴責。
史美倫認爲:“公平、公正,主要是指執法。法律有很多,一定要公平對待所有人,不能高興時就拿出來。公開,指的是透明度高,這點我們香港證監會以身作則,儘量把消息公佈給大家。前三者缺少一個,就做不到公信。公信的重要性就是讓投資者對監管有信心,也對整個市場有信心。”
史美倫簡歷
1972年獲美國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文學學士學位;
1982年獲美國加州聖達嘉娜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983年在美國加州和美國聯邦法院工作;
1991年任香港證監會企業融資部助理總監;
1992-1993年負責香港證監會有關H股公司於香港上市事宜;1994年任香港證監會執行董事;1997年時任證監會執行董事的史美倫,領導香港證監會同聯交所共同推動打擊黑莊,使當時的炒風隨之陡然下降;1998年1月1日起出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兼營運總裁;2001年3月就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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