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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度金融風雲人物”上週剛剛揭曉,和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中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榮融一同當選的里昂·布里坦,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中國資本市場的受關注程度,或者至少可以說,沒有充分意識到。儘管曾任歐盟委員會副主席長達10年,也在中國入世的進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但這些國人所知不多。他的聚焦中國人民的眼球,是作爲瑞銀集團投資銀行的全球執行主席,2003年他在中國A股市場掀起的波瀾,是足以載入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歷史的。
以常理論之,年過花甲,該是退隱山林的時候。但這看來不是布里坦的選擇,相反,他似乎找到了一個新的平臺,甚至不經意間在全球最大的最具活力的中國市場創造了自己的新高度。
布里坦看好中國資本市場的投資價值,這早在QFII第一單揭幕的時候他便毫不掩飾地表述過,“我們一直關注中國市場的發展,作爲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之一,我們希望在這個市場不斷增長的過程中不斷髮現新的機會。”這大概也是瑞銀勇於再創QFII介入境內A股新記錄的底氣所在。而和布里坦的胸有成竹相比,分析師的質疑倒似乎顯得多餘。
境內A股市場吃螃蟹者
就在2月28日,寶鋼股份公佈年報顯示,瑞銀證券以高達8751萬股的持股量,成爲寶鋼股份第一大流通股東。作爲首批進入境內A股市場的QFII之一,瑞銀在去年7月高調宣佈介入寶鋼股份等4只股票,在中國A股市場上表現活躍,最近陸續公佈的上市公司年報顯示,瑞銀十分看好港口板塊,持有605萬股鹽田港和210萬股天津港,分列兩公司第四和第七大流通股東。此次瑞銀以8751萬股持股量一舉奪得寶鋼第一大流通股東的地位,按去年12月31日的收盤價計算,其持股市值高達6.18億元。無論是流通股東的排名還是持股市值,均創下了QFII介入境內A股的新記錄。
這應該是布里坦看好中國資本市場投資價值的結果。正因爲相信中國的巨大潛力和機會,布里坦以及瑞銀在多年前就開始與中國證券監管部門探討QFII的可能性並努力推進這個制度的原因所在。
“勾畫中國入世第一人”
布里坦相信QFII不僅對國際投資者有利,而且對整個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利,因爲採取QFII的方式引進外資,中國可以在資金數量及市場準入資格等方面進行很好的控制;而對國外投資者而言,意味着獲得了新的投資中國市場的渠道。
布里坦坦承,瑞銀積極申請QFII的動機“非常簡單”,那就是:對瑞銀的海外客戶有利,對瑞銀自身有利,同時也對中國有利。說對瑞銀的海外客戶有利,因爲越來越多的境外投資者對中國興趣濃厚,用布里坦的話,這些人都是“全球有實力有聲望的投資者”,決不是“短期炒作的投資者”,“他們更青睞於做一種長期穩定的投資”。瑞銀所做的只是迎合這些人的需要。
說對瑞銀自身有利,因爲布里坦寄望在此過程中,能增進中國企業及政府對瑞銀作爲國際頂級投行之一的瞭解,甚至能因之“獲委任其他業務”,說到這裏,布里坦還是略爲表示了某種收斂和謙遜,“這僅僅是QFII的一個附屬品”。
事實上,除了QFII之外,瑞銀目前已在中國提供多種財務顧問的服務,特別是金融及能源行業。瑞銀的工作是協助他們擬定、完成融資計劃,如通過海外上市及發行債券的方式走向國際資本市場。瑞銀投資銀行曾作爲中銀香港重組及上市的財務顧問和聯席全球協調人、主承銷商,並協助中銀香港成功上市發行。
至於說對中國有利,其意義大概在於中國內地資本市場的開放進程在很多程度上獲益與QFII及其背後的序列,和整個系統相比,那隻不過是個引子。正如布里坦說的,對中國內地資本市場的開放問題有幾點需要意識到:第一,中國內地引進QFII僅僅是一個開始;第二,中國內地整個市場要比臺灣地區大得多。但同時也要認識到,中國政府在整個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方面是非常有進取心的。經濟增長自然要包括引進外國的投資,如果包括QFII機制在內的開放措施都如預想的那樣運營良好的話,那麼中國資本市場自由化的進程一定會大大加快。
對於中國的金融改革,布里坦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認爲,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不僅是銀行業的問題,同時對整個中國金融機構以及中國經濟都有重大影響。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和中銀香港已經歷的改革歷程應該是一樣的。其中包括改善公司的治理結構、不良資產的處理。當然,公開上市不是惟一的解決途徑。但同時也應看到,如果企業想通過上市融資的話,就需要在很多方面作出改進,上市時間表的制訂會給公司壓力和緊迫感,無疑會大大促進和加快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
布里坦和中國的關係可謂淵源。在擔任歐盟委員會副主席期間,他先後在1995年4月、1996年5月和11月、1997年10月、1998年2月、1999年5月等時間多次訪華,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更是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沒有中國的世貿組織,根本不是一個世界性的貿易組織”這是布里坦的名言,他也因此被譽爲“勾畫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第一人”。
1999年5月,布里坦在訪華時公開表示,歐盟支持中國在1999年底以前加入世貿組織。儘管這一目標當時因多方原因未能實現,但中國與歐盟的雙邊貿易方面獲得重大進展:歐盟決定恢復中國三家兔肉加工廠對歐出口權;取消對中國輸歐玻璃器皿和玩具的單邊數量限制;經過三輪磋商,中歐於1998年11月簽署了第六個雙邊紡織品協議。
布里坦在任期間,中國與歐盟雙邊貿易持續增長,中國對歐出口保持高增長勢頭。據中國海關統計,1998年,中歐雙邊進出口額達488.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6%;其中出口281.5億美元,增長18.1%,進口207.2億美元,增長7.9%。歐盟成爲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居日本、美國之後,中國香港之前。
歐盟來華投資熱情高漲。統計表明,1998年歐盟來華直接投資項目數爲994項,協議外資金額59.1億美元,實際投入43.0億美元,協議外資金額和實際投入分別比1997年增長39.8%和3.1%。截至1998年年底,歐盟成員國來華投資項目數達9330項,協議外資金額363.5億美元,實際投入174.1億美元。更重要的是,歐盟對華投資繼續保持項目平均規模大、技術含量高、經濟和社會效益好的特點。
此外,中國從歐盟技術引進力度加大。歐盟國家成爲中國引進技術、設備的最大供應者。截至1998年底,中國從歐盟成員國引進技術共8564項,合同總金額約455.2億美元,佔中國同期引進技術總額的45.1%。其中1998年,中國自歐盟引進技術共1700項,合同總金額約75.3億美元,佔同期引進技術總額的46%,遠高於1997年的29%。
這些合作及效用爲布里坦在中國樹立了一個頗爲善意的形象。即使在他已經卸任併成爲瑞銀集團投資銀行全球執行主席之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黃菊也不忘肯定這一點,因爲“布里坦勳爵在擔任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十年間,爲中歐關係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努力”。
2000年5月,當中國與歐盟的WTO協議最終簽署時,歐盟貿易代表拉米除了在媒體見面會上強調,協議將促進中歐業已存在的密切關係,不僅對中國有利,對亞洲乃至整個地區都是有利的。他也不忘列舉許多同事的名字,感謝他們爲中歐達成協議作出努力,特別是他的前任———布里坦,“勾畫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第一人”。
就在今年2月初,《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給了美國人當頭一棒,文章指出,在美國限制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從嚴發放赴美人員時,歐盟正迅速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和外交關係。美國各界警惕勿將中國市場拱手讓給歐盟。目前,歐洲人對中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興趣。歐盟在中國投資的企業有2000家,美國有4000家。但是,歐盟投資正以美國投資增速的兩倍,即40%的速度增長。
該報引用布里坦的話:發展與歐盟的關係對中國有利。這樣中國可以增加選擇,不用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可以想象布里坦說這番話時自信滿滿又略帶得意的樣子。
國際經濟舞臺好演員
擔任歐盟副主席的10年中,布里坦先後負責公平競爭政策和金融機構事務,以及歐盟與北美、澳大利亞、日本、中國、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對外經濟和貿易事務等。無論是應對國際貿易爭端,還是加強國際經濟合作領域,他都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手。長期以來,美國是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但雙方的貿易爭端始終連綿不斷,到今天也沒有緩和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布里坦以他的方式作出了某種示範效應。
值得記下一筆的是“赫爾姆斯-伯頓法案”和歐盟與美國的香蕉貿易爭端。1996年3月,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旨在強化制裁與古巴做生意的外國公司的“赫爾姆斯-伯頓法案”,引起歐盟強烈抗議,因爲這將使歐盟國家有關公司利益受損。1997年12月5日,布里坦與當期的歐盟輪值主席國盧森堡首相容克及歐盟委員會主席桑特一起,與克林頓在華盛頓會晤,希望以此爲契機解決雙方的僵持局面,但雙方只在打擊國際販毒活動等問題交換意見,在修改“赫-伯法案”和減少氣體排放等問題上分歧嚴重。
1998年5月18日,歐美首腦會晤再次在倫敦舉行,在布里坦等人的努力下,雙方終於就“赫-伯法案”達成妥協,美國宣佈對在伊朗投資的法國道達爾公司免予制裁,今後將以此爲模式處理歐盟成員國類似的案例。歐盟則承諾在伊朗、利比亞問題上加強同美國的合作;提出2000年建立“跨大西洋經濟夥伴關係”,雙方將就削減和消除製造業、農業、服務業、投資等領域的貿易壁壘等問題開始談判。雙方還簽署了相互承認工業產品標準的協定。
可幾個月後,1998年11月10日,爲報復歐盟實行香蕉進口配額制,美國公佈了制裁歐盟出口產品的清單,其中包括玩具、吸塵器和葡萄酒等。這一次,布里坦態度強硬,聲稱在解決歐盟與美國的香蕉貿易爭端問題上,歐盟將接受世貿組織的仲裁,而不會屈服於美國的壓力。1999年1月22日,布里坦再次發表聲明稱,歐盟提出了一項解決與美國在世貿組織關於香蕉貿易爭端仲裁程序分歧的新和解方案,並已於當日提交世貿組織。布里坦表示,歐盟將接受並且遵守世貿組織作出的任何裁決。
毫不誇張地說,布里坦給日本也曾留下深刻印象。1998年10月,他在訪問日本期間與日本前外相高村正彥就日本經濟和金融形勢進行會談,呼籲日方採取措施刺激需求和消費,加強對市場和國民經濟的管理,改革銀行部門。1999年6月,布里坦又和德國總理施羅德、歐盟委員會主席桑特等一起,在波恩與日本前首相小淵惠三舉行第八屆歐日首腦會議,爲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的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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