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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我國社會經濟舞臺上,不斷有柳傳志、張瑞敏、倪潤峯等一批名冠中華的企業家涌現,但在這支隊伍中,我們鮮見上海企業家的身影。上海目前有130多家上市公司,有在全國居領先地位的行業企業,有一大批優秀的企業和優秀的企業家,但“有滿天星斗,缺一輪明月,沒有標誌性的領軍人物。這與上海城市和經濟發展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究其原因,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黨組書記張亞培認爲,這裏有上海城市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的原因,有現存機制和制度的因素,也有上海企業家自身素質的問題。張亞培認爲具體原因包括:
其一是上海缺乏著名企業家成長的文化傳統。上海傳統文化有含蓄、內斂的特點,上海人聰明,但不精明,有中庸、穩重的實幹精神,卻缺少敢冒風險的闖勁。這種文化傳統促成了上海高級“白領輩出,著名“首領鮮見的狀況。
其二是上海缺乏善待企業家的寬容的社會環境。社會不理解企業家的創新,不能寬容地對待企業家的失誤,禁錮了企業家開拓創新的精神;新聞媒體對企業家宣傳乏力,社會公衆和企業員工對宣傳企業家不太理解,不感興趣,也束縛了企業家的作爲。
其三是上海尚未形成有利於著名企業家成長的制度。上海國有企業家中,政府職能強大,企業過分依賴政府,呈現“強政府,弱企業的狀況。一方面,企業領導由政府任命,有一定的任期,政府官員常常安排到企業當領導,優秀的企業領導往往調任政府官員,“企業家的價值等同於政府官員的價值,企業領導對政府的“責任心強過做企業家的“事業心,造成奮鬥目標的錯位;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政府過多過問企業的行爲,近幾年實行政企分開,這種情況雖有所改善,但慣性作用仍然很大,企業家的自然生長環境受到壓制。
其四是上海企業家自身缺乏成爲領軍人物的意識和素質。上海企業家少了一些勇冒風險、敢立潮頭的自信和魄力,正視失敗、銳意進取的頑強鬥志和求知求新的與時俱進精神。
針對這些問題,張亞培認爲:上海應該創造出有益於本土企業家成長的客觀環境。上海首先應該營造認同創新進取、敢冒風險的文化環境和寬容的社會環境。上海要有認同開拓創新、銳意進取、放眼世界的適應上海現代化化進程的人文精神,摒棄拙於開拓,畏於冒險的傳統。要有“海納百川的胸襟和氣度,對於在滬發展創業的企業家,不論其所有制的差異,不論其是來自本地、外省市或者來自境外,都一視同仁,平等對待。社會各界對企業家要多些理解寬容,少些責難非議,形成全社會都關心、支持企業家成長的良好氛圍。新聞媒體可以採取專欄、專訪等多種形式,加大宣傳企業家的力度,引導社會輿論正確認識和理解企業家,提高企業家的社會認知度。
上海要完善企業家合法權益的保護制度,制定保障企業家財產安全的法律,免去企業家的後顧之憂。而“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對於保障和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極爲重要。執法機關的執法行爲必須嚴格依照法律、政策的規定,要強調執法的“公正。要杜絕所有制不同而產生的執法標準不一的現象。
其次,上海要建立有利於企業家成長的制度體系。企業家最終要在市場經濟的搏擊中成長。要改變國有企業缺乏獨立地位和自主權的狀況,建立和健全現代企業產權制度,實現所有者與經營者的真正分離,把資源真正交給最優秀的人管理。政府對企業家要少一些“管制,多一些“扶持,減少對企業經營自主權的干預,把企業經營發展的權力真正交給企業家。政府要切實改變職能,不再直接干涉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是依法管理,完善監管制度和措施。(楊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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