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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處理好基礎性產品價格改革與物價調控之間的關系,既要利用資源價格改革引導企業節能減排,又要運用財政政策提高低收入者物價承受能力。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是經濟增長付出巨大代價,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和高污染問題嚴重。並且,盡管面臨著能源供給的硬約束,高能耗、低效率的狀況卻一直難以從根本上得到改變。這種粗放型經濟增長與當前能源價格被扭曲有直接聯系。價格信號及時、正確地顯示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
四要處理好人民幣匯率改革與出口企業生存發展之間的關系,既要利用人民幣匯率調整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又要切實關注出口企業生存狀況,為其提供調整過渡期。人民幣昇值在有利於平衡國際收支、抑制輸入型通脹、優化產業結構、加快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同時,會降低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給我國勞動密集型、貿易加工型、中小型出口企業的生存發展造成嚴重衝擊。發展方式轉變強調經濟內生增長並不意味著要放棄外需。
五要處理好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配合,既要積極穩定物價、管理好通脹預期,又要防止經濟過快下行甚至出現『二次探底』。
改變當前五個依賴,實現五個再平衡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十二五』時期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現在面臨的關鍵性問題是轉向何方?如何轉?對此,能談談您的想法嗎?
辜勝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當今政府和企業共同的重大使命。如何轉,這是宏大的命題,需要戰略性的思維。我覺得關鍵是要改變當前五個依賴,實現五個再平衡。
第一,要改變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發展方式,實現消費、投資、出口協調發展。長期以來,我國存在內需與外需的失衡、投資與消費的失衡,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導致我國存在外貿依存度過高、對外技術依賴性過大、對外資源依賴性過強、環境污染過重等問題。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機更是充分暴露了我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的弊端。在2009年8.7%的GDP增速中,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特別是靠政府的公共投資,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動力不足。因此,『十二五』規劃提出,要把堅持擴大內需作為國家長期戰略。這個非常重要。在擴大內需過程中,城鎮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最大的內需所在。城鎮化是創造需求的引擎,能創造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目前,我國城鎮化水平相對較低,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如果在未來10年中國的城鎮化人口比重上昇到2/3,我們年均消費總額可以從10萬億元提高到20萬億元,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規模可以維持20年。
第二,要改變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要素驅動的發展方式,實現創新驅動、內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廉價要素成本優勢,采取低成本競爭戰略確立起世界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卻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上處於弱勢地位,面臨『低端的設計,虛弱的品牌,巨大的排放,微薄的利潤』的尷尬。以iPad生產為例,苹果iPad最低售價為499美元,中國企業的組裝費僅獲得11.2美元,利潤率在2%左右。當前,勞動力、原材料、土地、資金、資源環境等成本不斷上昇,再加上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劇,多重因素推動我國企業逐步進入高成本時代。為此,在『十二五』期間,要把創新作為化解高成本的有效手段和分享價值鏈高端利潤的有效途徑,要推動經濟發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改變過度依賴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局面,使經濟走上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發展道路。
第三,要改變過度依靠房地產業的發展方式,實現經濟增長的多元支橕。這幾年經濟增長,房地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各行各業的先導,直接相關的產業達到60多個,已經成為地方經濟最大的支柱。但如果經濟過度依賴房地產,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將面臨巨大風險。美國次貸危機和日本房地產泡沫的經驗教訓應值得我們深思。所以,我們要努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經濟發展的多元支橕。正如『十二五』規劃所指出,要發展結構優化、技術先進、清潔安全、附加值高、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產業體系。要努力改造提昇制造業,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我們要大力發展股權投資,實施積極的股市政策,並采取有效的財稅優惠,引導游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助推實體經濟發展。
第四,要改變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和環境代價的發展方式,實現低碳、綠色、集約發展。過去由於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很大。『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工業化模式使得我國經濟增長越來越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瓶頸』。當前,努力通過技術昇級和產業昇級,推動經濟增長向『又好又快』的科學發展轉變已勢在必行。為此,要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的作用,通過建立技術引領機制、完善結構調整機制、健全政策激勵機制、建立市場誘導機制、完善社會參與機制等手段,推動節能減排的國家戰略思想轉化為全社會的實際行動。
第五,要改變過度依賴非均衡增長的發展方式,實現均衡共享、包容性增長。我們的消費率之所以偏低是因為分配結構不合理。據有關統計,我國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城鄉差距從上世紀80年代的1.8倍擴大到2009年的3.3倍。行業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1.4倍擴大到2008年的15倍。各階層和各地區收入差異也在逐年拉大。目前,國外中等收入階層接近整個社會的40%~50%,美國、新加坡、德國等發達國家甚至更高,而我國2008年中產階層比重相對較低,僅22%左右,難以發揮中產階層社會秩序『穩定器』的作用。因此,調整國家、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應成為『十二五』時期的改革重點。我們過去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需要『讓大部分人中產起來』。政府要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和企業聯手推進我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實現經濟發展的均衡共享。
辜勝阻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研究領域集中在宏觀經濟與政府管理、中小企業與民營經濟、創新與高技術產業、經濟發展與城鎮化等方面。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軟科學》、《改革》、《人民日報》等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百餘篇,出版《應對危機之策與經濟轉型之道》、《民營經濟與創新戰略探索》、《中國跨世紀的改革與發展》、《非農化與城鎮化研究》等專著三十餘部,主持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項目三十多項。
<作者>=記者潘永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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