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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長期生活在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中國人來說,『中等收入階層』還是一個相對陌生的概念,但隨著中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這個階層已在逐漸崛起並穩步發展,並開始悄然改變著中國的社會結構。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測算標准,1999年中國中等收入階層比重為15%,這兩年正以每年1%的速度上昇,2003年達到19%。在法律保障、政策激勵等因素的促動下,中等收入階層呈現加速成長的態勢,預計到2020年,中等收入階層將有望達到40%左右,社會結構也將實現從『蔥頭型』到『橄欖型』的跨越。
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穩定的國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體,高、低收入者所佔比重都不大的『橄欖型』構成,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中間大、兩頭小的社會結構。
時下,學術領域對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這個概念的界定和歸類指標存在差異。
法國巴黎百富勤公司的研究部門將中國的『中產階層』定義為:人均年收入2.5-3萬元、家庭年收入為7.5-10萬元,受過高等教育、參與企業決策和管理、從事腦力勞動的專業技術人員及『白領』。符合上述標准的人數佔中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13.5%。
而據中科院的測算,目前中國城市居民中有48.5%的家庭財產在15萬至30萬元之間,如果考慮到中國農村除極少數農民收入較高外,大多數收入偏低的現實,可以推測出目前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人數佔全國人口的19%左右。
專門研究社會結構的專家宋林飛認為,在中國目前的國情下,恩格爾系數在40%以下,個人所得稅標准底數在1200元以上的達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群都可以算作是中等收入階層。
『無論用何種界定方法,事實是,中國的社會結構還遠遠沒有達到「橄欖型」(中等收入階層的比例至少達到40%至50%),目前至多是「蔥頭型」的。』宋林飛說。
『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通過提高佔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進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對經濟和社會穩定、和諧、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中國知名社會學家陸學藝說:『因為無論從社會層面還是經濟層面來講,中等收入階層都是最穩固的階層。他們一般都達到小康生活水平,工作穩定,對社會和政策的認同感強,而且消費穩定,是擴大和拉動市場的重要力量。』
『關鍵問題是,中國社會的城鄉二元結構讓相當一部分城市人的生活達到了中等收入階層的水平,而9億農民中大多數未能進入這個階層。』宋林飛呼吁:『培育中產階層應該用「加法」而不是「減法」。「加法」就是讓低收入者盡快向上流動,而不是高收入者降下來,比如讓農民轉化為市民,收入加速向上流動,同時實行再就業、再教育,防止中等收入階層下調等。』
宋飛林認為,農民工進城務工對整個農村人口收入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義。全國9000萬農民工每人每年往家寄2000元,加起來就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此間觀察家認為,當前中國領導人的政策性講話和政府各項經濟新舉措,至少已經傳遞了三個重要信號,即:正視中國收入差距拉大的現實,進一步堅定按要素分配的改革取向;肯定了人們按多元化的要素分配准則取得收入的合法性;鼓勵人們通過合法的手段成為中等收入者。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實際上都有利於培育中等收入階層的成長,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從股票和金融證券市場的開放完善到推廣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的股份制改造,從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到民營高科技企業的創立,從高薪聘請海外歸國留學人員的政策到公務員和教師的大幅度加薪,都大大促進了中等收入階層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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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造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