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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亞近年來的經驗來看,盡管我們需要發展資本市場,但要從根本上改變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是相當緩慢的過程。例如在韓國,1997年的金融危機使很多人認識到了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的風險,希望增加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的作用。但從總體上看,韓國的經濟還是依賴著銀行的作用。不過,韓國這些年來對銀行進行了比較激進的改革和重組,在銀行的股權結構、治理結構和政府的監管等制度上有了顯著的改善,大大提高了其金融系統的健康指標。
在很多方面,中國的銀行部門面臨與韓國1997年之前的類似的『健康問題』。最主要的表現為銀行經常受到政府的乾預,沒有過硬的信貸審查程序、機制和風險管理制度來進行信貸的決策和執行,企業過度依賴銀行的信貸支持,銀行的壞帳率高,資本金不足。當然,中國的商業銀行與韓國惟一有明顯不同的地方在於,在1997年之前,韓國的銀行積累了大量的國外短期負債,而中國的商業銀行沒有。這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部門還沒有真正向外國金融資本開放,盡管這些年來非正式的短期資本的流入其實正在進行之中。
從今年開始,中國加速了對國有銀行部門的重組和改革的步伐,盡管看起來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將國有四大商業銀行股份化,吸收非國有的機構股東或戰略投資者,包括國外的大銀行集團,最終希望實現將其在海內外上市的目標,完成改革和重組的任務。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四大商業銀行首先進行財務的重組,因為這對於實現股權的資本化和有效的治理結構的目標是必要的一步。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銀行的財務重組只是把身上已有的傷疤磨平了,是否從此進入一個健康的狀態,很大程度上還要看通過股權的改造和資本化是否真的能建立起一個有效的銀行治理結構和業務戰略。
有效治理結構的建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治理結構保障著銀行不能與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偏離得太遠。這要求我們的銀行要通過改革和重組來改變目前的追求信貸最大化(即營業收入最大化)的目標模式,轉向利潤最大化模式。換句話說,最終對這些目標模式轉變進行評價的『基准』是要看銀行穩定的盈利能力是否形成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太樂觀。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的國有商業銀行還是以吸收存款為最重要的生存戰略,這個實踐顯然不符合利潤最大化的『最佳實踐』。
業務戰略的改變聽起來是微觀層面的事情,但實際上卻是一系列國家層面上基本發展戰略改變的結果。中國目前的銀行部門不是真正獨立的一個部門,它事實上服從於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因此,反過來說,銀行現在的改革和重組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與政府一些部門和一些地方追求速度的發展目標相悖。這是中國的銀行部門改革嚴重滯後的原因,也是今後的銀行重組要克服的最大的障礙。
但無論怎樣,對銀行進行重組和再造是需要支付足夠的代價的。而且,銀行的重組對增長中的經濟的緊縮效應有多大也是需要考慮的。為了改善銀行的健康狀況,不僅需要注資,打包出售不良資產,還需要真正實施(國有)企業方面的戰略重組與《破產法》,不僅要將大量的沒有效率的企業關掉,而且要對那些有生存能力的企業的過度負債的結構轉變過來。所有這些都將在短期對經濟帶來緊縮影響。韓國政府在金融危機後對銀行和公司的重組和再造用掉了161萬億韓元,這當然還只是直接的成本,尚沒有將制造緊縮的影響考慮在內。對中國而言,這筆帳可能將是個『天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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