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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風波其中的種種變故難免讓人眼花繚亂,銀行、商家、銀聯到底孰是孰非?它的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實質內容?這場風波到底如何纔能以最好的方式解決?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畢博諮詢公司大中華區副總裁施能自和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陸雄文教授,請他們談談對此事的看法。
據最新統計,截至今年3月底,全國銀行卡發行數量達到6.9億張,平均每兩個中國人就擁有一張銀行卡。然而,與日俱增的持卡消費群體,在商家眼裡卻成了燙手的山芋:刷卡消費越多,給銀行的手續費越多,負擔實在難以承受;不接受刷卡吧,持卡者一般都是有實力的消費者,特別是像家電這類大宗商品,刷卡消費高達七成,拒絕刷卡無異於把『財神』擋在門外。
思前想後,商家只有向銀行發難,迫使銀行調低手續費率。一場關系到成千上萬消費者的商戰6月2日終於在深圳爆發,『戰場』就在深圳眾多大商場用於刷銀行卡的POS機上,『拒絕刷卡』成為這些商場共同的行動。
而這場風波很快波及到其他地區,上海永樂家電、好美家兩大連鎖企業6月15日『揭竿而起』,把『罷刷』的矛頭直指發卡量最大的工商銀行。讓人出乎意料的是,僅折騰了一天的永樂、好美家『罷刷風波』6月17日在滬上17家發卡銀行的一片譴責聲中又提前草草收場了。
銀聯定位公益性
記者:請您談談對於此次『商家拒卡風波』的看法。
施能自:我認為銀聯目前所扮演的角色需要轉變。當時建立銀聯的初衷是很好的,希望把中國各種銀行卡整合成一個平臺,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出現了一些想不到的新問題。
現在零售業的毛利已經很低,也就在1%-2%之間,所以當銀行卡要收服務費的時候,對於商家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其實商家希望的是有一個談判的餘地,能夠通過商量和談判把價格降低,商家肯定是希望和銀聯共同商談一個讓雙方都認為合適的價格。現在之所以爭執,實質就是價格談不攏。這對於商家來說是非常被動的。這場風波最先在深圳爆發,有其地理原因,因為深圳離香港比較近,市場化程度比較高。如果商家認為銀行卡的收費高了,那他們就要爭。
記者:據我所知,國外銀行卡的收費比中國還高,那他們和商家是如何協調價格的?還有您剛纔更多地強調了商家壓縮成本的需要,那銀行的苦衷也很多,對於這點您是如何看待的?
施能自:首先,銀行不從商家賺錢,而是從持卡人身上賺錢。至於國外的發卡機構是如何解決服務費問題的,其實是因為國外的發卡組織本身就有競爭,VISA、萬事達等等,設置比較合理。當然發卡組織和商家也有談判,所以你在美國就可以看到,有的商店是各種卡全收,有的則只收其中一部分。另外還有一些商店的做法是,如果消費者用卡,那就加收1%的銀行卡服務費,讓消費者來選擇,其實國外很多商店會根據現實狀況做這樣的調整。
目前中國銀聯、銀行、商家和國外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的信用卡正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銀行只知道大量地發卡,但對於消費者的情況非常不了解,對於費用的控制和利潤的來源也知之甚少。目前中國的刷卡行為還剛剛形成,對於銀行來說,他的投資還沒有得到一個良好的循環,其實現在對於銀行來說,發的卡越多,可能要付出的投資也就越多。我認為在這場風波中,主角不是銀行而是銀聯,在刷卡這個平臺上牽扯利益較多。
記者:在『風波』的表面下,有什麼深層次的原因?
施能自:當初銀聯成立的時候,具有非常大的意義,它為銀行卡的使用提供了統一的標准和技術平臺,應該肯定這種做法,它在資金供求等方面是一個很好的統籌,在技術上也避免了重復建設。而現在銀聯已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平臺,而成為了一個市場化運作的商業公司,需要考慮盈利問題。你談到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銀聯的定位和他本身的利潤來源。如果是壟斷,就要付壟斷費。在國外至少有兩三個技術平臺可供商家選擇,但在國內就只有一家。那麼這就成為不在同一平臺上的市場競爭,從而影響了價格定位,這些對於商家來說就不夠市場化。
記者:您有什麼解決辦法?
施能自:從理論上講,最根本的解決辦法當然是國家投資再建立一個銀聯,引入競爭對手使其市場化,但是這部分的花費成本以及重復建設等等,以目前的狀況是不可能。那麼從可操作的層面來看,我認為還是應該把銀聯定位為更為公益化的組織,應該把銀聯定位為經濟發展的技術平臺。我個人認為,政府應該多負擔一點,先把銀行卡市場化的前臺和後臺都發展完善之後,再考慮銀聯逐漸商業化。這樣做有利於消費,有利於銀行卡的發展。
我認為,這場風波的結果還是銀商坐下來談判協商,政府需要進行一定的乾預。這是中國的特色,但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還是根據市場對銀聯進行重新定位。
消費者決定走向
記者:請您談談對於此次『商家拒卡風波』的看法。
陸雄文:目前所謂的『商家拒卡風波』就是商家拒絕消費者刷卡消費。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過程,因為信用卡的普及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對於商家來說有一個利益比較的問題,刷卡有很多好處,比如不容易收假鈔,不用存大量現金而請保衛,另一方面如果用信用卡來支付的話,商家需要向信用卡公司和銀聯組織支付服務費,所以商家要在這兩者之間做一個權衡。很多的商家認為付給信用卡公司的費率太高,不如收現金成本更低一點,於是商家在權衡利益以後,決定要拒絕消費者刷卡消費。這是一個簡單的利益權衡問題。
其實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普及信用卡也花了二三十年的時間來建設信用卡的消費環境,包括對消費者信用的甄別,建立信用檔案,建立信用卡的基礎設施,信用卡設備的安放等等。現在銀行壓力比較大,可能會降低一點費率來鼓勵刷卡,但是當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普遍用信用卡的時候,如果商家再不提供刷卡服務,那麼消費者就不願到這家店來買東西了,商家也會有壓力。這是一個博弈的過程,這是在普及信用卡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現象。
信用卡公司願意普及信用卡,也是有利益驅使的。但事情的關鍵是消費者喜不喜歡用信用卡消費。根據我的研究,這兩年在大城市,在人均收入比較高的地區,消費者是很傾向於刷卡消費的,包括深圳,上海等。這樣就給商家很大壓力,短期看還不明顯,長期來講壓力就會很大。
記者:在『風波』的表面下,有什麼深層次的原因?
陸雄文:我認為是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商業行為。這次『風波』體現了商家作為利益一方和發卡機構產生了利益衝突,這是市場行為,是雙方力量的比較。在談判的時候,如果消費者站在商家立場,商家就可以拒絕刷卡,如果消費者願意用信用卡,那麼力量就轉移到了發卡機構。所以誰能贏得消費者,誰就得到力量。
第二個是整個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的層面。普及信用卡對於提高市場效率是有好處的。對於國家來講,政府可以監控整個國家的經濟運行,國家很容易得到銀行的各種數據,從而知道實際社會商品消費的動態。從宏觀經濟來講,國家是很有好處的。另外國家也可以有效的監控商家的商業行為,防止逃稅。
在韓國,就是通過政府立法,規定商家的營業額或營業面積達到一定程度,就必須允許刷卡。其實有很多商家發現,隨著勞務成本的增加,管理現金的成本也會越來越高。對於消費者來說,不帶現金消費也有諸多好處。其實銀行卡是最方便的消費工具,不僅可以到商店支付還可以網上支付,安全而方便。在最近的一年中,中國消費者的銀行卡意識已經有了明顯的提高。
記者:你有什麼解決辦法?
陸雄文:無論是商家還是銀行,都是商業企業,他們都應該去爭取消費者、教育消費者、鼓勵消費者。誰擁有消費者,誰就有了談判的力量。從發展角度來講,信用卡消費是未來的一種趨勢,銀行應該教育消費者用卡,那麼這個成本他們應該支付。如果政府要快速地普及信用卡的話,可以采取立法措施強制刷卡,從這方面講,政府可以有所作為。
記者:能否介紹國外經驗讓我們可以借鑒?
陸雄文:我個人來看,解決還是應該依靠市場的力量。因為從美國的經驗來講,政府的推動幾乎是沒有的,解決的辦法也是完全市場行為,完全是刷卡機構和銀行卡組織和商家相互博弈和較量,相互談判相互妥協的過程。所以現在我們的發卡組織應該積極地采取一些市場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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