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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完全統計,自『九五』以來,浙江至少有7000多億元民間資本進入全國各地的不同領域。專家指出,無論從總量還是從活躍程度看,浙江都是我國大陸最大的民間資本溢出地。
數據表明,截至目前,共有5萬多家浙江企業在上海灘發展,其中有一定規模的達2000多家。在上海經商辦企業的浙江人達25萬,所辦企業的注冊資本達610億元。在重慶,由鞋業巨頭溫州奧康集團牽頭,聯合其他企業投資10億元打造的『西部鞋都』已正式奠基。在北京,全國最大的服裝批發市場、最大的燈具市場、奧運場館建設等項目的背後,都閃現著浙江人的身影。北至黑龍江,南到海南,西達新疆,全國各地都有浙江民間資本擴張的事例。僅溫州市不完全統計,流向外省市的民間資本就已超過1000億元。
浙江陸域面積小,且是『七山二水一分田』。然而從1978年到2003年,GDP年均增長達13.1%,高出全國平均增幅3.7個百分點。浙江經濟之所以能夠超越國家投資少、資源貧乏等諸多局限,獲得持續20餘年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於體制創新的先發優勢。當大批農民帶著商品經濟意識投身工商業之時,恰逢持續數十年的『賣方市場』。體制嬗變中迸發出的能量以及先行者所嘗到的甜頭,掩蓋了浙江經濟的諸多先天不足。現在,全國范圍內的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買方市場』徹底取代了『賣方市場』。在這種新的形勢下,僅有『先發優勢』已難於快速牽動浙江經濟這列龐大的列車,經濟發展的『硬件』制約開始浮出水面。
經濟專家認為,浙江資本外溢是資本日益龐大與浙江地域空間、資源空間發生矛盾的結果。近年來,浙江的土地、能源、人纔乃至水等重要生產要素全線告急。浙江現有耕地3188萬畝,劃定基本農田2711萬畝,建設用地只有400多萬畝。按前些年建設用地的勢頭,土地的回旋餘地已很有限,溫州、臺州、義烏等地,數以千計的企業排隊等地。紹興縣委書記徐紀平說,照眼下的發展態勢,紹興縣三年之內就將遇到『發展極限』問題。
『能源荒』是最令浙江人焦慮的問題。去年,浙江全省發電量增加17%,外購電量增加51%,但仍然不得不拉閘限電,而且近兩年缺電的局面還將延續。據介紹,去年非典疫情對浙江GDP的影響是0.3個百分點,而『能源荒』的影響卻達到0.6個百分點。
也有專家認為,不能僅僅把浙江資本外溢歸因於資源制約和空間制約。杭州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鄭擁軍認為,資本有流動的天性,浙江的資本流出並非全是被動。經濟發展到一定層次,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必然要求突破原有的發展區域、平臺和經營模式。從調查的情況看,浙江資本外溢的動因除為擺脫土地、能源等制約外,還有多種類型。一是為了尋求更高的發展平臺。從上世紀末開始,浙江大批企業把總部遷往上海,就是因為上海是更先進的信息集納之地,更容易和世界接軌。二是佔領稀缺資源。如浙江的金義集團,幾年前就投巨資到黑龍江,開發號稱世界三大冷泉之一的五大蓮池。三是參與新的產業重組與整合。奧克斯集團在中央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之後,北上遼寧收購了當地一家汽車生產企業,實現了多年來參與汽車產業的夢想。
經濟界人士指出,無論是被動出走也好,主動出擊也罷,我國能有浙江這樣一個民間資本流出的策源高地,對全國都是『利好』之事。浙江民間資本東奔西走,激活了全國不少地方沈寂著的資產和資源;同時深諳市場經濟精髓的浙江商人所到之地,帶去的遠遠不止是錢。正如黑龍江省政府一位領導所說:『每一個浙江商人都是一部市場經濟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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