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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未來兩年若想避免『硬著陸』,需更加重視貨幣政策與財政、商業/貿易和匯率政策的協調;對待稅收等財政政策,需要財政部與發改委、稅務部門等協調愈演愈烈的『投資熱』,在新近公布的宏觀數據中得到體現。
北京的經濟專家認為,鑒於經濟結構性問題根深蒂固,未來央行貨幣政策盡管可以進一步發揮作用,但效果恐怕不會太明顯;財政政策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難以有所作為,無法單純依靠央行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
4月20日,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國報告也說,『2004和2005年(中國)如要避免硬著陸,就要更加密切地關注貨幣政策,同時必須更加重視貨幣政策與財政、商業/貿易和匯率政策的協調』。
有專家認為,目前的物價上漲形勢可能已經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其結果可能導致央行過去一系列抑制投資過熱的政策失效。
華夏證券研究所宏觀研究部經理諸建芳接受《財經時報》采訪說,目前的物價上漲,前一段主要因需求推動,現在已經有了成本推動的因素;最後能否傳導到消費價格上,尚需觀察。
一般來說,物價上漲或者因需求(投資需求或消費需求)推動,或者為成本(如資源成本價格上昇)拉動所致。對需求推動的物價上漲,貨幣政策是有效的。
農資狂漲之後
2003年的央行貨幣政策報告也指出,『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上漲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成本推動,二是需求拉動。對於成本推動型的CPI上漲,理論上不宜立即采取緊縮型的貨幣政策,要看外部衝擊能否自然消除』。
有專家認為,由於食品價格佔到整個消費價格指數的1/3權重,所以目前的農產品生產價格上昇是由於農資成本上昇造成的。此會推動整個物價快速上昇。
目前農產品價格上昇過快,與農資價格上漲過快關系密切。如江蘇省2003年2月起農資價格一直在昇,8月後每月以陡增近1個百分點的幅度加速上行,到12月已同比上漲6.1%。
統計數據表明,今年一季度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2.8%,漲幅同比上昇2.3個百分點,其中農村上漲4.0%,幾乎是城市上漲2.1%的兩倍;3月消費品價格同比漲3.4%,其中佔到CPI權重1/3的食品價格上漲7.9%,而糧食價格同比上漲30%。
專家認為,由農產品價格推動的整個物價指數上漲已經明顯地出現了成本推動跡象。此前,金融專家李揚也指出,目前價格既有成本推動又有需求推動,以前者為主。
結構性價格上漲對宏觀經濟走勢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江南證券金融研究所執筆完成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近15年間兩次通脹,都經歷了需求拉昇到成本推動的過程,即投資的快速增長是推動物價急劇上昇的最主要因素。兩次通貨膨脹都是在通貨緊縮之時,長期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投資規模膨脹與速度加快的結果,初期形態非常相似。
下游產品會漲價
上中游產品價格的漲勢會否轉移到下游產品,專家看法不一。
江南證券金融研究所認為,近15年間兩次通脹,農業減產、農產品漲價是初期的共同特征。需求的增長消化了通縮時期的庫存,之後轉化為成本推動型的通脹;成本不斷上昇對通脹的延續起了最重要的支橕作用。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與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步上昇,與通脹率的變動基本一致。
統計表明,今年一季度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43%,同時一些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較快。比如2月,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8.1%,漲幅比1月昇高0.7個百分點,其漲幅相當於工業品出廠價格的2.3倍。2月生產資料出廠價格上漲4.6%,生活資料出廠價格同比上漲0.5%。
顯然,目前中國的價格上漲情況是,上游產品價格漲幅大大高於下游產品價格漲幅,具體表現是生產價格中初級和中間產品價格漲幅高於最終產品、購進價格漲幅高於出廠價格、生產資料價格漲幅高於消費資料價格。如果價格傳導順暢,一段時間後生產價格的高增長會最終傳導到消費價格上,形成全面的通貨膨脹;反之,則可能導致通貨緊縮和蕭條。
一位比較權威的宏觀經濟學家認為,目前按照現在央行的貨幣投放和信貸速度,上游產品價格傳導到下游產品價格的情況問題不大,二季度物價指數肯定會上漲5%或以上。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研究部專家張立群認為,仍然需要觀望,因為零售產品價格是下降的。物價上漲由投資需求帶動,上游產品價格成本並沒有轉到下游終端產品。
貨幣政策失效?
央行接下來的貨幣政策,可能難以平抑目前的物價上漲態勢。
諸建芳向記者表示,從宏觀調控手段看,目前財政政策的作用不大,而且復雜,不如貨幣政策作用明顯。另有專家認為,物價上漲如果屬於成本推動,央行的貨幣政策手段是低效或無效的。
國家信息中心專家張亞雄撰文說,對於成本推動型的CPI上漲,不宜立即緊縮貨幣。2003年以來,央行已經動用了除利率調整的幾乎所有政策工具,其結果是基礎貨幣和信貸增長速度有所減緩。然而,如果CPI持續走高,經濟運行的風險將超越金融領域的范疇。按照保持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目標,上調利率將成為必須采取的政策措施。
但諸建芳認為,即使調整利率,作用也不大。前不久,由央行等主辦的一個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高級研討會上,也有專家說,目前中國經濟的問題是結構性問題,不是總量問題,對於非總量問題,央行的任何貨幣政策都是難有作為的。
李揚在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高級研討會說,目前央行在規模、期限和品種上缺乏足夠的工具來實施公開市場操作。從2002年開始,中國嘗試使用央行票據,迄今規模越來越大。作為數量調節的工具,公開市場操作對衝了大量外匯儲備增加的壓力,但因利率(價格)調節工具的有限性,央行在與市場對話時似乎處於弱勢地位,央行票據也增加了央行的財務負擔。
財政政策到哪去了?
目前需要改變過分依靠貨幣政策遏制地方投資過熱的辦法,轉而綜合利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韓鳳芹指出,貨幣政策作為調整總量性政策,對目前的經濟結構性問題效果並不明顯,財政政策作為短期性調整經濟結構的政策,也不太可能。但可以肯定,目前一些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可能並不好。比如東北地區增值稅向消費稅轉型試點,事實上促進了地方投資過熱,抑制了消費。財政政策作為長期性政策,比如稅收政策,應該在類似高科技方面的促進產業結構昇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盡管不一定能抑制地方投資過熱。
也有專家認為,財政政策已經發揮了作用,但力度遠遠不夠。財政政策作為經濟的內在自動穩定器,主要有稅收、失業保險和其他福利轉移支付、公共工程等方面。中國2003年以來政府投資有所減弱,但在出現通貨膨脹或經濟過熱時,財政政策在『踩剎車』方面幾乎無所作為。
但世界銀行的報告說,『大的挑戰是要保證利用綜合的宏觀經濟手段來實現中國經濟的軟著陸,因為財政和行政手段比較生硬。在這方面,最好是更靈活地利用其他手段(比如,進一步放開銀行貸款利率)』。
也有專家認為,像稅收政策等財政政策,財政部需要與發改委、稅務部門等協調,即使新政策定了,也需要很長時間纔能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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