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央三令五申要堅決控制住固定資產投資過度增長的勢頭，盡管有關部門也積極采取措施嚴格限制，但各地『大乾快上』的勢頭非但沒有減弱，反而越來越迅猛。承接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6.7%的高速增長慣性，今年頭兩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竟呈現53%的高速增長態勢，刷新了自1994年以來的同期最高紀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央項目投資只增長12.1%，地方項目投資增長卻高達64.9%，增幅同比提高24.7個百分點。人們不免擔心，相當一部分帶有濃厚行政色彩的大規模投資項目，其所需配套資金究竟從何而來，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能否承受如此之重負？

　　放眼看去，局部范圍內的城建熱、水泥熱、鋼鐵熱、汽車熱、房地產熱的背後，都能清晰地看到地方政府的影子，地方政府成了這些產業投資擴張的『始作俑者』。深究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上項目，是有其內在的驅動力。在他們看來，沒有大規模的投資，就沒有高速經濟增長；沒有高速經濟增長，發展就成為空談；沒有高速發展，政績就無從體現。控制投資規模，對他們來說無異於自斷生路，喪失『進步』機遇。與此同時，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出口往往是不以政府的意志為轉移的，惟有投資這駕馬車的韁繩，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運用起來也是駕輕就熟。於是，在『以GDP為中心』發展觀的引導下，盲目鋪攤子成為其必然選擇。不僅如此，在地方項目的投資中，還存在大量的脫離實際、貪大求洋、華而不實，勞民傷財的大廣場、寬馬路等『形象工程』及『政績工程』。這些都成為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過猛、規模偏大的主要拉動力量。

　　與市場主導的投資行為不同的是，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政府雖然不是作為投資主體，但承擔了大部分投資資金的籌措功能。在現行的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實際擁有的有限財權，是很難支橕大規模的投資需求的。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與資金缺乏、融資渠道不暢的矛盾，在大部分城市都普遍存在著。特別是隨著城市化的不斷加快，地方政府用於市政建設的預算內財政資金更是捉襟見肘。於是，不少地方政府開始把視線轉移到銀行貸款上，通過政府擔保的方式融資，再加上地方政府往往處於強勢地位，商業銀行即使對投資項目的效益評估並不滿意，往往也只能委屈求全，一部分商業銀行實際上成了地方財政的聯合體；另外，一些地方政府通過『以地生財』的方式，過量出讓土地，寅吃卯糧，獲得部分可支配資金；同時，在招商引資大戰中，不少地方政府還以犧牲長遠的財政作為代價，通過稅收優惠的方式，吸引投資，使得正常市場條件下本來無利可圖的投資項目，短期內變得似乎有利可圖。這種政府行為相當大程度上扭曲了市場信號，實際上誤導了企業的投資預期。

　　低水平重復的投資項目，造就的是一個個『面子工程』。本來就沒有把追求經濟效益放在第一位，投資收益自然就很難保證，於是投資風險驟然加大。相應地，因為政府的擔保，地方財政為此背負了沈重的債務負擔，地方財政風險逐漸顯現。據業內專家估計，目前我國地方政府各類債務負擔高達1萬億元之巨，其中因為重復投資帶來的債務『功不可沒』，這已經逐漸成為威脅中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頭號殺手』。

　　相比較顯性的金融風險，地方財政風險因為與政權緊密聯系在一起，造成人們對財政風險的麻木。再加上受《預算法》約束，地方政府不允許列財政赤字，不允許發債，現有的債務也只能遮遮掩掩，使得地方財政風險變得更為隱蔽。在這一背景下，地方財政風險缺乏統一的管理，更談不上有效的風險控制。隨著風險的累積增加，如果得不到及時釋放和化解，最終會演變成財政危機。在一個地方，一旦出現財政危機，就會嚴重影響地方政府行使職能，直接導致政府的信任危機，進而引發其他社會問題，嚴重擾亂經濟和政治秩序，影響社會穩定。

　　從目前來看，堅決控制住固定資產投資過度增長的勢頭，依托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昇級，開闢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不僅是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財政風險的物質基礎和根本所在，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題中應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