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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沒有GDP的增長,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但中國經濟發展至今,如果還是僅僅以GDP作為經濟發展的標志,而忽略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相互協調和互補作用的話,我們將陷入惟GDP論的誤區,整個社會的發展將會受到延誤,還可能助長乾部的浮誇作風,全面建設小康的任務將不可能完成,嚴重的甚至會成為歷史的罪人。
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李崴在提案裡發表了上述意見,並進一步指出了傳統GDP存在的四大誤區。
第一,GDP增長不等同於社會福利的同步增加。人類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麼?在人類經濟活動量增加的同時,人們尋求的只能是他們真實福利的增長。而福利的增長至少有以下前提:降低不安全感,使每個人及家庭能夠在經濟活動中受到法律保護,且得以應付失業、老、病、意外事故等;社會向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社會服務(如教育),保證個人及家庭的最低收入水平等等。這些先決條件的保障,既不能簡單地從GDP的增長中反映,也不是說GDP的增長便能自動提供的。這說明,社會福利的發展不一定與GDP的增長同步。
第二,GDP的增長,不等於增長的質量和增長的公平。在日趨復雜的現代社會,判斷經濟和社會形勢不能僅看表面的繁榮和熱鬧,不能僅看總量的增長,更為重要的是還必須看結構的變化和協調。這個結構包括經濟結構、政治結構以及文化結構。我們現在也關注結構問題,但興奮點過多地集中在『加快國企改革』、『大力發展私有經濟』、『提昇市場化程度』等等問題上,至於關系廣大民眾基本利益的就業、教育、醫療、分配、生態等結構變化是否失衡就有些麻木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就非常典型地提醒和反映了公共衛生系統方面的失衡:1980年中國政府在衛生的投入佔GDP總量的1.1%,佔全國衛生總費用的36%。到90年代的中後期,政府衛生投入佔GDP總量反而下降到0.7%-0.8%,佔全國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在2000年更是下降到只佔15%。造成公共衛生系統削弱的原因當然不只一個,但最重要的是沒有對社會公共產品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予以足夠的重視。這個誤區,直接或間接地鼓勵了一些地方政府將GDP當做惟一的追求目標,從而忽視了增長的質量、增長的代價和增長的公平。這種爭相追逐GDP增長的策略,必然造成各級政府更重視經濟效益好的行業和部門,而忽視了提供公共產品的社會部門。
第三,人均GDP有可能模糊了人們對貧富差異的認識。當前我國GDP的增速以及財富的增速的確居於世界前列,但是,這個增速僅僅表明『錢』越來越多,而並不等於『有錢的人越來越多』。『錢越來越多』與『有錢的人越來越多』不是一回事。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分歧問題,而且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隨著GDP的較快增長,物質和貨幣財富當然在增長,民眾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面對悄然增長的城市和農村的貧困群體以及快速攀昇的基尼系數,我們的GDP能夠反映出來嗎?不能反映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指數,恐怕不能算是一個比較好的測量指標。
第四,GDP作為反映經濟發展的指標還有水分。GDP有否虛報?據說在一些農村,將稻草、人畜糞便等都折成收入計入GDP,因為稻草可以作燃料做飯,糞便可以作肥料。殊不知農村現在很多都不燒稻草和澆糞便了,這些GDP也就肯定是虛報了。從城市裡看,保姆、家教、私人房屋出租、私人裝修,以至一些諮詢、中介、廣告機構等收入,絕大多數沒有計入國民收入中,這就是說,GDP存在有漏報的。再加上兩地重復計算收入的、統計口徑不一致的,以及由於地方產業結構質量差導致GDP不成比例的等等因素,中央或省統計部門對各地報上來的GDP都總要扣除很多水分,不能簡單地累加作為全國或全省的GDP總量。這對GDP的可信度確實是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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