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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士宏
自1998年2月到1999年8月
1998年2月,曾在IBM風光一時的打工女皇吳士宏被推上前臺,作為微軟第一個本土經理人出現。吳士宏被任命為總經理,而非總裁,目的顯然不在管理而在銷售。在上任之初,吳士宏就表示要把微軟中國做成中國微軟,隨後她迅速地組建了管理團隊的『全華班』,並開始改造微軟中國公司的企業文化,盡量為微軟極具剛性的管理體系中,加入一些IBM式的人情味。
吳良好的願望被現實擊得粉碎。在出走微軟後,吳士宏曾在《逆風飛揚》中坦言出走的四大理由:第一,微軟在中國必須全面調整價格政策;第二,反盜版的策略必須改變;第三,微軟在中國只能有一個面對市場的窗口,而不是四個窗口:微軟中國公司、微軟中國產品研發中心、微軟法律事務部、微軟中國研究院;第四,總經理應該有人事權。
而以下這組數字可以更好地解釋吳士宏的出走:微軟每年兩度考核的最關鍵數字是『新增每臺PC的銷售額』,也就是用微軟中國的年銷售額除以中國當年新增的PC數。歷任中國區總經理都在這個數字面前折戟沈沙。一位曾在微軟擔任高職的人士透露說,1999年,這個數字在美國約為400美元/臺,日本大約是300多美元/臺,臺灣地區是100多美元/臺,而在中國這個數字僅僅是一位數……極端重視業績數字的銷售氛圍,讓所有地區特殊性的解釋都顯得蒼白無力。
吳士宏在微軟中國總經理的位置上只呆了18個月。
他們為何離開微軟
高群耀
自2000年4月到2002年3月
2000年4月,原大中華區總裁羅麥克帶來了高群耀。謙和的高群耀因其具有豐富的軟件公司從業背景,又能與政府和媒體保持很好的關系,同時還具有在AutoDesk打擊盜版的經驗而被業界看好。在兩年的任期中,高群耀將搞好政府關系作為了工作重點。他曾多次提到,『政府本身是產業規則、政策的制定者,對產業的發展起到關鍵的作用。而且政府也是微軟最大的用戶,如果中國有一個用戶的話,就是政府。如果這個工作做不好,在中國就不要練了。』每年,高群耀都要拜會北京市長,每到一地,都要拜會當地的政府領導。
高群耀時期微軟中國迎來了發展史上最好的時期。以2001年上半年為例,WindowsXP和Windows2000銷售額增長了117%,微軟中國大企業客戶部比上年同期增長了42%,政府業務增長了81%。
但2001年底,微軟在北京政府采購中失利,隨後的2002年3月,高群耀從微軟出局。從表面看來,北京政府采購事件無疑是讓高群耀黯然離開的直接因素,但在其後來的著作《體驗微軟》中,高透露了離開微軟的真正原因是與大中華區總裁黃存義的不合。
據知情人士透露,其實在北京政府采購事件之前高群耀已經被架空,當時黃存義派來了大中華區負責投資策略的龔定宇負責此事,『任何人不得插手』。在和北京市政府的談判中,微軟態度非常僵硬,北京市政府嘗試過與微軟協商價格,並且提出以OFFICE2000替代OFFICEXP,但微軟強硬地拒絕了。在微軟拒絕任何妥協的情況下,北京市政府只好放棄了微軟。當微軟意識到自己犯了個多麼大的錯誤後,高群耀作為犧牲者出局了。
杜家濱
自1994年3月到1998年10月
杜家濱,1994年進入微軟,其當時的頭銜是美國微軟公司北京代表處總經理。在杜家濱的積極斡旋下,1995年微軟在中國由辦事處變為獨資公司,杜家濱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微軟中國第一任總裁。
讓微軟在中國落地生根是杜家濱最大的功勞。杜家濱成功地扭轉了微軟和原電子工業部的關系,也給媒體留下了極富親和力的印象。1994年,杜家濱抓住中國政府官員赴美開會的機會,直飛美國,邀請他們到微軟公司參觀,為微軟在中國的發展鋪設了高速路。這段時期成為微軟和中國政府關系最友善的時期。微軟中國研究院的成立也離不開杜家濱的努力。
然而,微軟一直未在杜任期內對中國有明確的投資承諾。微軟的態度是:知識產權的問題解決不了,我的直接利益得不到保證,就很難有大的投入。由於微軟的瞻前顧後,微軟中國當時的業績仍慘不忍睹,銷售額還比不上馬來西亞。
杜家濱在執政微軟中國的最後日子裡忍受了令人尷尬的人事安排——微軟中國公司由中國區總裁和大中華區總裁聯合執政,以及後來的微軟中國總裁和微軟中國總經理聯合執政,直至杜離開微軟。
對於杜家濱的離職,微軟的官方說法是杜家濱的幼子罹患重病,不得不離開,但據稱,實際原因是微軟中國銷售業績不佳,這也足以理解為什麼最終接替杜家濱的是吳士宏,一個公認的銷售高手。
現在的杜家濱忙碌並快樂著。他於1998年10月擔任思科中國總裁。2001年5月,昇任思科全球副總裁,同時全面掌控思科中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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