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將於近期對外匯指定銀行的收匯、結匯業務進行專向檢查。此舉被認為系中國外匯管理當局嚴查跨境游資的明顯信號。

　　在近期出現的人民幣昇值預期推動下，海外游資加緊增持人民幣資產。結合這一背景，近期人民幣在香港等地的准流通現象不可等閑視之。

　　從理論上講，隨著一國或地區經濟實力的提昇，其貨幣趨於堅挺，並自發地使周邊經濟體貨幣呈現弱勢自有其合理性。

　　更有甚者，香港經濟目前正處於第三次轉型期。隨著中國內地開放程度的不斷提昇，香港原有的自由港型發展模式日漸式微。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香港經濟結構、經濟環境將在此大背景下，加緊與內地經濟融合。以此而論，近期關於開放香港銀行業人民幣離岸業務的討論絕非無本之木。

　　但是，資本的逐利性是與生俱來的，我們很難斷言，或者說，並無確切數據證明，目前在海外逡巡的人民幣資產，僅有極少量部分因投機人民幣昇值而來。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在不具備嚴格管制條件下的海外市場，因上述兩點因素的結合，一方面將使問題更趨復雜，同時，也將誘導更多的游資加入投機行列。

　　在離岸業務並無實質進展的情況下，這樣一塊游離於中國內地之外的貨幣如同張開大口的猛獸，我們在明處，他們在暗處，我們很難判定會有多大規模的資金以何種途徑回流境內；同時，我們也很難斷定，會有多少境內資產為規避匯率管制而加速外流。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外匯管理局加強對跨境游資的監管是適時適度的。但是，僅靠堵的方式也是不夠的。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易憲容研究員認為，加入WTO後，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各種管制以及與香港金融市場所存在的種種不對接狀況在短期內不可能消失。特別是隨著CEPA條款的落實，人民幣在香港的流動量還會急速增加。

　　從目前情況來看，期望人民幣昇值預期在短期內消除並不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跨境游資加強監管是必要的，但從另一方面講，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凱恩的說法，『金融創新是一種金融管制的辯證性，即禁止銀行采取某種途徑達到目的，實際上是給了它們另闢蹊徑達到相同目標的動力。』因此，適當考慮對海外游資的出路予以安排，既符合實際情況，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昇值壓力所帶來的貨幣政策不確定性。

　　基於這種考慮，中央政府日前表示，將積極考慮允許香港銀行開展一定的人民幣業務，應當視作現實條件下的合理舉措。其意義不僅在於為艱難轉型中的香港金融業提供新的利潤增長點，更可為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順利實施提供保障。

　　當然，在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其可能出現的派生效應也必須充分考慮。兩地利率差可能會成為大規模套利行為契機，從而動搖人民幣的穩定；離岸金融市場業務的非准備金化，可能導致人民幣流動性的擴充無法節制；由於離岸金融市場與世界金融市場整合為一，人民幣資本流動性大幅提高，有可能使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效力受到影響，貨幣政策控制效應因而降低等等。

　　在昇值壓力之下，大量游資聚集海外市場事實上已經構成對中國整體金融穩定的某種潛在威脅。在香港與內地經濟依存度不斷攀昇的客觀形勢下，盡可能早地為未來形勢的變化作出相應安排，終究不失為明智之舉，而這可認為系監管水平的更高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