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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什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自去年時任美國財長奧尼爾發表對人民幣匯價的意見以來,現任財長斯諾也終於公開提出人民幣昇值的問題,近日美國『健全美元聯盟』又提出欲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昇值,可謂是官民聯合、齊心協力向人民幣匯率問題發難。這場由日本挑起、美國擔綱主演的人民幣匯率之爭全面上演,再次使中國成為世界關注的中心。
實質
一、目前的人民幣匯率之爭本質上仍然是貿易問題之爭。美國之所以施壓人民幣昇值,是認為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貶值的同時,美國外貿逆差卻創出了4352億美元的歷史峰值,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億美元。
實際上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不在於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以及美元貶值的J曲線效應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美國應該看到,在對華貿易逆差增加的同時,美國對日、歐、墨西哥等國的貿易逆差也在擴大。
據美商務部的統計,2002年美國對日貿易逆差由2001年的690億美元上昇到700億美元,對歐盟貿易逆差由2001年的612億美元上昇到821億美元,對墨西哥貿易逆差由2001年的300億美元上昇到372億美元。
二、迫使人民幣昇值,是美國推行金融霸權主義的又一例證。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
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此次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什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三、迫使人民幣昇值,是日本爭奪未來『亞元』主導權的戰略舉措。近年來,關於『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於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於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懮心忡忡。
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於想通過人民幣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四、迫使人民幣昇值,標志著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正在由微觀層面向制度層面擴散。近年來,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但更多的還僅僅局限於微觀經濟摩擦。加入WTO以後,中國處於制度大調整階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關注。此次美日歐等國施壓人民幣昇值,使得制度性經濟摩擦在中國對外經濟摩擦中的份額開始加重。
啟示
面對美日歐等國越來越為強大的人民幣昇值壓力,中國表現出了十分冷靜的處理策略,正如《華爾街日報》評論指出的那樣,『人民幣匯率問題中國自有主張』。是否有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與經濟安全是中國政府處理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惟一標准,但不管如何,此次人民幣匯率之爭還是帶給了我們以下啟示:
一、中國必須加快出口市場多元化步伐。出口多元化口號我們已經喊了很多年,但時至今日,中國對美國市場的出口依存度不僅沒有降低,反而不斷擴大,2002年中國對美出口依存度由1993年的3.12%躍昇到5.65%,是十年來的最高值,這是美國動輒對中國發動經濟摩擦的資本所在。
因此,中國要想真正做到出口市場多元化,必須采取加快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步伐。在東亞自由貿易區問題上,中國完全可以暫時撇開日本,與韓國先行一步,建立中韓自由貿易區,這樣既可以加快中韓兩國貿易發展,又可以迫使日本在對華政策上有所調整。
二、中國應對美經濟摩擦不能僅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應另闢蹊徑。以目前的中美貿易發展而言,美國在其中顯然佔據優勢,如果中國僅對美國的部分商品采取反傾銷應對美國的對華反傾銷,最終中國難以達到保護自身利益的目的。
事實上,我們完全可以在美國對華服務貿易方面加強監督與調查,對某些美國的對華服務貿易傾銷行為采取反傾銷立案指控。這樣就可以達到以美國內服務貿易部門制衡商品制造貿易部門的目的,使中美貿易糾紛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三、辯證看待人民幣昇值的壓力。人民幣昇值對中國的商品出口當然不利,這會削弱中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但反過來看,國際社會共同關注中國的人民幣幣值問題,恰恰說明了中國國際影響力的不斷上昇,為未來人民幣走向真正的國際貨幣創造了條件,從這個角度看,促使人民幣昇值的壓力並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當然,根據保羅·克魯格曼的『永恆的三角形』理論,一個國家在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與資本的自由流動性三個要素中,只能選擇其中兩個。而根據中國入世協議,中國終究將會從『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的金融模式向『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的金融模式轉變,因此實現這一轉變時機的選擇與維護中國的金融安全變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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