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政府應該以國家利益至上，把人民幣匯率變化看作與外國政府談判的籌碼，並以此來爭取國家利益

　　正視人民幣壓力

　　近日，央行高層明確表態，人民幣近期不會有昇值的可能。對於人民幣昇值的壓力，央行采取穩健與務實的態度，這沒有錯。但匯率是國際貨幣之間的價格，而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相當復雜的因素集合而成的，正如李揚(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主任)所說：『匯率水平沒有任何模型可以精確地計算它，更不能根據某種計算的結果進行調整。』判斷匯率水平合適與否的惟一標准是看匯率對國內經濟的影響。

　　1994年的我國外匯體制改革，建立了強制性結售匯制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匯率開始並軌，並向市場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近十年來，國內外經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人民幣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卻十年如一日。如現行的匯率制度，既無法避免匯率扭曲所造成的資源配置失當，也不能為匯率內外均衡提供靈敏的政策手段，無法對宏觀政策的調控提供便利。在現行的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是偶然的，而非均衡則是必然的和經常的。

　　我國現行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固定匯率安排，其調節只能依賴於政府出臺的政策。為了維持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局面，從1998年1月到1999年1月，政府連續10次提高出口退稅稅率。這不僅減少了財政收入，而且通過價格扭曲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及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還有，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段時間內，資本外逃十分嚴重，這與嚴格的外匯管制及固化的匯率關聯度非常大。

　　而且，由於這種匯率制度所導致的市場失衡使得央行在外匯買賣的過程中，很難執行衝銷性乾預，使外匯儲備在近幾年迅速增加(從1994年500多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6月底3400多億美元)。而淨增的外匯佔款增加了基礎貨幣，央行也只能被動地執行貨幣政策。特別是當大量的投機性外國資金潛入國內時(今年前5個月有200多億美元)，其匯率制度所導致的負向影響更大。

　　目前無論是呼吁對人民幣匯率的重估，還是主張保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其實都是想延續人民幣與美元實際掛鉤的匯率制度。在這種匯率制度下，不但無法解決日美及世界其他國家要求人民幣昇值之紛爭，也無法化解我國經濟未來所面對的風險。

　　面對著海外要求人民幣昇值的巨大壓力，我國政府要做的並非僅是被動觀望，或以靜制動，更要主動出擊。所謂主動出擊就是對內全面地檢討現行人民幣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來計算人民幣匯率在哪一種水平上收益成本最低，通過何種方式調整人民幣匯率到最優的水平。

　　人民幣匯率固定在一個水平上肯定是不合理的。國外對人民幣的呼聲我們不可以置若罔聞，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經濟早已融入到整個世界經濟的進程，美國、日本及歐洲早已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與重要的國外直接投資來源地，它們對人民幣匯率的關注也是理所當然的。

　　因此，在當前的情況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是迫在眉睫。只有實行一種可能更好的反映市場狀況、適合國內外經濟情況、靈活的匯率制度，纔符合國家的最大利益。

　　談判籌碼

　　還有，面對著國外要求人民幣昇值的壓力，我國還應該把人民幣匯率看作國際談判的籌碼。有美國商會正在討論是否提請美國政府動用『301條款』來迫使人民幣昇值，歐盟十五國也決定用『普惠制』來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甚至日本、東南亞一些國家也可能一擁而上，采取類似措施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施加影響，逼迫人民幣昇值。對於這些，我們也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貨幣都是以主權國家為背景，既然不少國家把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政治化，那麼我國政府也應該把人民幣匯率變動作為與外國政府談判的籌碼。也就是說，既然國際上不少國家都希望通過政治的力量迫使人民幣匯率昇值，那麼我國政府就應該明確地向他們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可以談判，關鍵是看他人給出什麼價，即人民幣匯率變動後能夠給我國帶來多少利益。如果僅是要求人民幣匯率變動，但我國無利可圖，那麼我國不要受制於人，我們該乾什麼還是乾什麼。如果人民幣匯率變動，他人能夠給我國一定的利益，那麼我國就得看利益的大小，我們這樣做值不值得。如果通過與他國多方談判能夠達到利益的均衡點，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總之，對於人民幣匯率問題，一方面我們要練好內功，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並在此基礎上生成市場化的匯率水平，另一方面我國政府應該以國家利益至上，把人民幣匯率變化看作與外國政府談判的籌碼，並以該籌碼來爭取國家利益。這纔是我們的上上策。國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是我們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對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