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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於『人民幣應重新定值』的各種輿論開始抬頭。要求人民幣重新定值,或者采取更靈活的匯率安排的建議不絕於耳。目前應說人民幣匯率紛爭已經塵埃落定。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對比全世界麥當勞的價格之後得出同樣結論:麥當勞Big Mac在美國的平均價格是2.71美元,而在中國的平均價格是1.2美元,也就是說人民幣值低估56%。
高盛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人民幣確實被溫和低估,低估幅度為15%,並預言未來6個月到一年中國可能不得不采取更為靈活的匯率政策。
然而,中國金融體系處於從高度管制形態轉軌的進程中,金融機構不是真實的商業性金融機構,包括外匯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也不是真正由市場主體參與其中的真市場,或者說,中國金融體系具有發展中國家典型的『金融原罪』,在這樣的背景下,盡管勉力維持名義匯率穩定肯定不是最佳選擇,但至少在目前,卻還沒有出現足以在操作層面上較釘住匯率制更為靈活可行的措施。因此,以靜制動是明智的。
塵埃落定的結果是:人民幣將繼續維持穩定。
如何理解人民幣繼續穩定
首先,匯率之爭即摻雜政治背景的利益紛爭。我們不妨看一下1997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情況。根據央行2003年第一季度的報告,從1997年至今,人民幣相對主要貿易伙伴國貨幣的匯率總體呈現昇值態勢。考慮各國通貨膨脹率差異因素,到2002年底,人民幣相對於美元、歐元和日元三種貨幣實際昇值幅度分別為18.5%、39.4%和62.9%。進入2002年以來美元跌勢加劇,導致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在2002年底比年初下浮6%左右。因此,總體上看,1997年至今,人民幣基本在昇值,有所回落是近一年多來的新情況,但總體昇值趨勢未變。有趣的是,在1997-2001年間,並沒有經濟體認為人民幣過於堅挺;而在一年多來,人民幣隨著美元回落後,越來越多的經濟體認為人民幣過於低估了。這種紛爭本質上即基於各自利益考慮的紛爭。
再者人民幣的確有樹大招風之嫌。如果中國僅僅是國際經濟交往中無足輕重的角色,那麼人民幣問題不會如此引人注目,而現在和人民幣密切相關的經濟活動對世界經濟有了重要意義。
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1980-200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增長的貢獻率為14%,僅次於美國的20.7%;貿易增長對世界貿易的貢獻率為4.7%,排在美國的14.4%和日本的6.9%之後居第三位。在世界貿易排名中,中國由1978年第32位上昇到2001年的第6位。人民幣急劇昇值自然意味著中國出口企業的困境和競爭對手的坐收漁利。
最後,亮明人民幣匯率以靜制動的態度,還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先發制人的含義。它可以避免兩種尷尬,一是市場預期下套利資本流動的尷尬;二是美國大選效應時匯率被作為政治牌來打的尷尬。關於套利資本的內流已有明顯的跡象,這些資金為追逐人民幣昇值的利潤而來,這種熱錢流動本身就可房屋人民幣帶來巨大的昇值壓力。而今名義匯率不予調整,就將迫使這些熱錢以及更多地在境外虎視眈眈的熱錢失望而歸。關於美國大選和人民幣匯率,一般存在這樣的可能,即在中方態度不明朗時,候選人為拉取制造業、工會和出口商的選票,以強硬姿態給人民幣施加昇值壓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今中方若先將名義匯率鎖定下來,那麼這種『政治牌』的可能性和價值就大為下降。
匯率穩定仍需釜底抽薪
雖然人民幣繼續保持穩定幾成定局,但維持穩定的意願並不等同於能力,因此仍然需要多管齊下,化解人民幣昇值壓力。
一是中美之間的經濟協調極其重要。有人可能會說,中國完全有能力決定人民幣匯率,為什麼要屈從外部壓力?其實國際經濟和貨幣合作從來就是利益的紛爭和妥協。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美國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據美國商務部統計顯示,從1994年到2001年,中美貿易累計為中國提供了1444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平均每年大約為180億美元,佔這段時間中國貿易順差的74%,僅次於中國對香港的貿易順差。尤其近兩年來,中美貿易順差甚至超過了中國貿易順差總額。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逆差國。從2003年1-4月份的數據也可以看出,中國和整個亞洲的貿易處於逆差,和歐盟的貿易基本持平,和美國的貿易有140億美元的順差。因此除非捨得美國這個至關重要的外部市場,否則中美之間不能不就貿易和匯率問題進行協調,其中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美國對華輸出資本品和技術方面的保守態度,是中美貿易逆差拉大的重要原因。
二是應允許中國企業更多地從事海外投資,不能光請外資企業進來,中資企業也要走出去。
遺憾的是,過去十幾年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海外投資失敗者十之八九,往往是國有企業領導人借海外投資為名將樓堂館所行宮設到了海外,因此目前可考慮放寬對民營和外資企業海外投資的政策,同時也宜放寬中資企業透過QDII等多種途徑投資海外證券資本的限制,有關職能部門完全可以通過專設帳戶和專門證券簿記使得上述海外證券投資高度透明可控。
三是應該看到一國的戰略儲備中,貨幣形態和實物形態的儲備並重。中國目前貨幣形態的儲備豐厚而實物形態的戰略儲備薄弱。以原油而言,估計在2010年前後中國原油自給率將下降到50%以下,在2025年可能下降到30%以下,2002年中國原油進口為7000萬噸,今年1-4月,中國原由進口已達3000萬噸,耗資69億美元,因此中國不僅應建立起石油戰略儲備體系,還應鼓勵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有潛力的油氣資源。這項工作每年大致將耗資四五百億美元。目前看來,中國經濟增長所不可或缺的一系列戰略物資,例如鐵礦石等都將越賴越倚重國際市場,鐵礦砂的年進口已突破億噸,這都促使中國必須耗用大量儲備在海外尋找穩定可靠的戰略資源供給基地,如此人民幣昇值壓力將極大緩解。
四是應將人民幣匯率調整決策過程放置在獨立的央行之下,避免授人以柄的情形。當年《廣場協議》給日本的教訓,就是日元匯率政策被作為事實上的出口激勵政策掌握在大藏省手中,因此外國政府給日本政府施加昇值壓力時纔能奏效,在央行保持高度的獨立性並直接對國會負責的國家中,這種施壓不可能奏效。
五是應該警惕將退稅率的調整作為緩衝手段的空間和餘地。將退稅作為匯率調整的對衝手段來使用,是中國的獨創,即在人民幣堅挺時,大幅度提高退稅率以刺激出口,而在人民幣疲軟時,退稅拖欠推諉甚至調降退稅率的設想,是一種以透支政府信用為代價的飲鴆止渴式的措施。2002年末,中國財政累計應退未退的退稅額達到了2100億元,一年即增加了700多億,今年財政欠出口企業的退稅有望突破3000億,這是個令人不快的記錄,但如果以降低退稅率來釋放人民幣昇值壓力,這將更為令人不快,這種措施短時間內的確是有可能奏效的,財政也會松一口氣,但是外貿企業將深切地感受到政策朝令夕改的無常,沒有什麼事情比喪失公信力更為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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