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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不同——
經濟特區:對標港澳臺的小經濟體模式;
自貿區:對標美日歐的大國經濟體模式
上海
據林桂軍回憶,在當年經濟特區的選擇上,上海的崇明島也曾是候選區域之一,但在最終公布的結果中,崇明島不在其中。
在中國,經濟上真正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仍是上海。
上世紀90年代初,站在黃浦江邊的鄧小平不無遺憾地表示,設立第一批特區的時候沒有考慮上海是一個失誤。
『因為不管港澳臺也好,海外僑胞也好,引進的市場經濟主要是小經濟體的市場經濟,我們也學到了一個小經濟體的開放模式。』張燕生認為,如果把上海列為第一輪改革開放的試點,結果也許會不一樣。作為最具有國際化形象的上海,『它對標(即對比標杆找差距)的可能是美日歐,那將是大國經濟體模式而非小經濟體模式。』
張燕生所指的當年經濟特區引進的小經濟體模式的一個典型形式即是『三來一補』的貿易形式,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但這種加工貿易形式在後來顯現出越來越多的問題,例如,企業主要依靠『出口退稅補貼』而非外銷利潤的獲取;企業缺乏自主創新、自主品牌和『本地化』、『國產化』的動力;資源消耗和對環境的破壞嚴重。
『這一點鄧小平在後期已經意識到了。』張燕生說,『這種小經濟體模式對過去改革開放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至今仍然解決得不太好。』
30多年後,新一輪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從上海自貿試驗區開始。
這個時候的背景是,經過前一輪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全方位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
『上海對標的應該是像美國、歐洲這樣世界上最開放、最發達的國家,而絕非港澳臺,是以更高標准的規范為基礎的大國開放模式。』張燕生表示,中國需要的是能應對美國推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的大國開放戰略,中國有被邊緣化的危險。『中國要想不被邊緣化怎麼辦?只能把TPP所謂的美國的高標准規則,例如,知識產權保護標准、環境標准、勞工標准、服務業的全面開放等等這些美國要邊緣化中國的新規則,變成倒逼我們新一輪改革的動力,這是國家層面的戰略考慮。』
從國家戰略上看,張燕生認為,未來的自貿園區,在制度上、發展程度上以及創新能力上將與美國、日本和歐洲越來越接近,而不是與香港那樣的自由港越來越接近。
這意味著將要掀起新一輪的改革運動,『怎麼能夠把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作成像美國一樣規范,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是上海、天津等自貿園區試點的使命。』張燕生說。
著力點不同——
『經濟特區的誘餌是政策優惠,自貿區的誘餌則是消除政策壁壘』
長期以來,減免關稅的優惠政策一直是經濟特區吸引外資的重要手段。在經濟特區之後的各種開發區和高新區,其共同的政策就是給予減免關稅的優惠。『譬如,當你是優惠政策為主,很直接。我在區外,過去33%的所得稅,一進到區內,就是15%的所得稅。』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究竟是政策的窪地還是改革的高地?這曾經是外界對上海自貿試驗區抱有的疑慮。韓正多次在公開場合重申,上海自貿試驗區的『核心是制度創新,而不是優惠政策』。
『經濟特區是放餌釣魚,自貿區是開閘放水。』林桂軍的比喻很形象,『經濟特區的誘餌是政策優惠,自貿區的誘餌則是消除政策壁壘。』
政策壁壘主要有兩種,第一是准入放開,第二是國民待遇。『今天我們是對所有的國資、外資、民資,所有的企業都一視同仁,負面清單外,政府都不審批。』韓正在接受媒體的采訪時表示,『這次改革,說到底是革審批的命。』
『但是,不審批以後,政府職能怎麼轉,以前我們都沒有碰到過。上海自貿試驗區就是要探索出一套做法,負面清單越來越短,不列入負面清單的,完全由市場主體決定,負面清單以內的是高度透明的管理模式。』韓正坦言,這是顛覆性的改革和顛覆性的創新,難度也在於此。
2014年11月14日,4份上海自貿試驗區第三方評估報告同時發布。4家評估機構認為,企業對自貿區制度創新和政策措施的綜合滿意度較高,符合國際通行規則。其中一家機構評估的制度創新及政策措施的綜合滿意度在80%以上。
林桂軍說:『經過一年多的創新,上海自貿試驗區取得了很多成就,很多的創新已經走在了全國前面,這是不能否認的。當然也有很多問題,也許問題比成就還大,但作為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試驗區,無論是成功的部分,還是失敗的部分,都是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