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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與經濟特區的布局不同的是,在自貿區的布局中,多了上海和天津。
上海並沒有肩負著像福建那樣的兩岸合作,也沒有肩負著像廣東那樣的粵港澳合作,『但上海依然是中國的龍頭,當然要走在中國的最前頭。』張燕生說。
在肖金成看來,天津濱海新區作為國務院批准的第二個新區,有天津東疆保稅港區這一基礎條件;同時,北方也需要一個自貿區來引領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背景下。
在過去的35年裡,天津沒有像上海和深圳那樣成為一個明星區域,但林桂軍認為,天津應該成為明星,因為它的各方面條件都非常優越。他看好天津在現代制造業方面的潛力。『如果我們打造產業昇級,發展高端的制造業,天津是一個比較好的板塊。』
至此,自貿區的分布覆蓋了中國的東南沿海、東部沿海以及北部沿海,形成了南北呼應的格局。
使命不同——
經濟特區:『與國際慣例接軌』;
自貿區:新常態下主動應對全球化競爭
四大經濟特區是在開放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設立的,當時中國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外貿總量在全世界都不算領先。1978年,中國GDP排名世界第十;1980年,中國GDP佔全世界1.72%,進出口總額佔全球貿易的0.93%。
那是四大經濟特區起步的基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經濟特區開始先行先試。
彼時,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通過四大經濟特區,以特事特辦的方式突破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框架進行改革,來嘗試一些與國際相接軌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這是當時經濟特區的主要任務。
『當初的經濟特區是處於被動吸納地位的「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試驗。』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總結說。
此後,中國經濟實現了多年高速但粗放的增長。如今,那也成為了中國經濟的『舊常態』。
當下的中國早已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無論是貿易總量還是GDP總量在全世界佔比都早已突破10%大關。中國經濟也正式宣布進入『新常態』。
在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自由貿易區也開始先行先試。
張燕生說,自由貿易區所要面對的是『新常態』下進行的新一輪體制創新的先行先試。『新常態』之下,是高水平的開放、高質量的發展和高標准的改革。
梅新育認為,今日的自貿區是中國在全球化經濟競爭中主動開展的試驗。中國從被動逐漸走向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