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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初,全球瀰漫着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爲美歐已是明日黃花,乃至認爲世界的未來,將要由新興經濟體領導。
後危機時代,所有發達國家在開始階段均十分緊張,而這種情緒直接導致了貿易保護主義擡頭。但是隨着美國對個人、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復甦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
新一輪全球化
作爲美國構建全球新自由貿易秩序的核心之一,新的國際貿易框架協議——無論是TTI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協定)、TPP(跨太平洋自貿協定),包括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實際上都是在爲全球自由貿易制訂“經濟憲法”。而這些國際貿易框架中的關鍵內容包括全球價值鏈基礎上的自由貿易、投資協定、服務貿易開放等等。
而隨着WTO紅利的逐漸消退,中國也迫切需要推進新的國際貿易框架協議的達成,以重新確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地位,並以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參與國際自由貿易的遊戲規則的制定。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沒有選擇,必須要“再入世”。
全球化最終的目標是要把所有阻礙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的阻力剷除。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最根本的結果是提高經濟的效益。儘管這其中會存在一些問題,但不管怎麼說,全球的資源將由此得到優化配置——跨國公司的資本資源得到了優化配置,就會帶來全球其他要素的優化配置,如勞動力優化配置,帶來全球的土地優化配置,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最根本是促進全球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經濟效率的提高。
在自由貿易的秩序下,全球GDP的餅肯定是越做越大。當然不同國家的要素、稟賦差異非常大,肯定有些國家獲利更多,有些國家獲利更少,因此這些就需要談判。
中國和美國之間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有着不同的要素稟賦,但一個基本的判斷前提是,中國目前在全球產業鏈裏所處的地位、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和美國比差異性非常大,其基本面是互補的,當然競爭和衝突也肯定存在。我認爲,中國加入TPP,對中國和美國來講都是利大於弊,這是一個基本的判斷。
中國的選擇
全球化之風勁吹的同時,中國也走到了經濟轉型升級的關口。
中國經濟目前面臨最大的問題如何釋放制度紅利。而改革的發端首先應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從過去十年來看,政府介入經濟行爲過多,經濟領域中行政權力無處不在。
市場體系的完善、微觀經濟主體的強壯是中國在新一輪對外開放中必須具備的前提條件。從過去的十年加入WTO來看,當時很多人覺得開放後會出現問題的領域,都沒有出現大的風險,相反都在問題解決之後,大大提升了競爭力;而長期受到保護的行業反而越來越落後。
中國加入新的國際貿易協定,必然會極大地推進中國製度的改革和制度紅利的釋放,而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則是投資主體和投融資體制以及要素市場的扭曲。在TPP中,最要害的內容是准入前國民待遇、國有企業的競爭中立、負面清單管理、高端服務業更高程度的開放,短期看這些對中國的確有很大的衝擊,但是從實質性來看,中國改革最難的就是打破既得利益。如何突破這些現有利益羣體呢?只有對外開放,並以開放促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