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巖鬆：

　　類似像路透社這樣7次非常精準的“預測”，這“預測”是要加引號的，中國這種經濟的數據背後當然會有玄機，今年還有在4月份的時候，我們的國家統計局第二天才要公佈非常重要的經濟數據的時候，頭一天香港的電視已經當成新聞給播出去，而且非常非常的準確。這裏頭其實這還僅僅是媒體的行爲，那背後利益，這種券商，提前這種佈局。比如說今天開的新聞發佈會國家保密局副局長杜永勝，就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了這樣一段話，這起涉密數據泄密案件背後確實有利益驅動，有的通過和證券從業人員建立合作關係，利用證券機構從業人員指導其買賣股票，來謀取利益，還有通過參加證券機構舉辦的一些活動，比如說講座、懇談會等等獲取高額的講課費用，泄密的主要原因還是泄密者本人保密法制意識淡薄造成的，背後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利益驅動。

　　接下來聽聽財經專家葉檀是如何分析這樣一個利益鏈條的。

　　葉檀：

　　對於這些拿到數據的研究機構來說，它只要提早拿到這個研究數據，那麼它就可以對市場進行一個預判，比如說它拿到數據比較好，就可以預判未來數據公佈的當天市場會上升，就可以提早佈局買一些藍籌股，在市場上升的當天把這個股票拋售掉來獲得紅利。那麼從長期來看，比如說有一個長期的判斷，知道一些長期的數據預判和政府政策，如果預計房地產市場要放鬆，它就可以事先買上房子，然後等到高價的時候拋售掉，或者是等到中國以後有做空機制，因爲我們知道，轉融通已經出來了，證券市場可以做空了，它預計數據不好的話，它就可以預先做空，然後介入一些股票，等到它市場下行的時候拋空這個股票來獲得收益。

　　白巖鬆：

　　這裏頭道道多了，還不僅僅是股票、期貨等等，北大證券研究所所長呂隨啓從另外一個角度又提示了我們，在國內做研究拿不到像樣的信息，國外

　　同行經常誇耀，連林毅夫拿不到的信息他們都可以提前拿到，方式是與國內部委合作，國內人士提供數據，他們負責研究共同在國外發表研究成果，各取所需，這裏所談到的國內部委究竟是胡說還是的確這裏也需要我們更加謹慎，甚至進行相關調查。

　　接下來我們要關注，既然經濟數據已經涉及到了這種國家的機密，而且以後我們要嚴防死守，該怎麼辦？怎麼嚴防死守呢？

　　解說：

　　國家宏觀數據提前兩至三天發佈，儘可能縮短數據生產到發佈的時間，取消月度數據發佈會，力爭在數據生產出來後的24小時內以新聞稿的形式發佈。今年7月，國家統計局對信息發佈做出了調整，數據保密僅僅調整發布時間遠遠不夠。今年4月15日，在國家統計局一季度數據發佈會上，新聞發言人盛來運來表示，國家統計局還制定了相關管理、制度和程序，進一步縮小了涉密數據的人員和範圍。

　　但是，面對我國數據層層彙總逐級上報的統計工作模式，能夠提前獲取相關數據的並不是國家統計局一個部門。

　　《中國之聲》觀察員白中華：

　　宏觀經濟數據是多個部門合成的一個數據，也就是說它傳遞的鏈條非常長，它在數據公佈前要提前通知許多的部門和個人。

　　解說：

　　今天，國家保密局新聞發言人也透露，在這次重要涉密經濟數據泄露案發生後，國家保密局還專門組織了一次專項檢查。

　　國家保密局新聞發言人杜永勝：

　　對我們國家涉密經濟數據產生、使用、保管的21個部門進行了專項的保密檢查，這項工作已經結束，及時發現一些泄密隱患，堵塞一些泄密漏洞，嚴肅查處了各種違規行爲。

　　解說：

　　21個部門，這是國家涉密經濟數據產生過程中所涉及到的部門數量。事實上，除了國家統計局能夠提前得到數據的還有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商務部、財政部等多個部委，以及包括國家信息中心、財政部研究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具有政府背景的多家研究機構，而這些環節也都要依法進行強有力的監督。

　　電話採訪：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但是這個數據的產生、分析、整理、形成過程當中總有相關認識接觸到這些數據，包括最後的送報，在整個數據傳輸過程當中，這種安全也是很難得到有效保證的。

　　解說：

　　在今天重要經濟數據泄密案件發佈會上，國家保密局新聞發言人杜永勝也提到經濟數據保密管理工作還存在着其他一些問題。

　　杜永勝：

　　從這兩起重要經濟數據泄密案件發生的情況看，反映了我們一些經濟部門，在重要的涉密經濟數據保密管理方面，還存在一些薄弱環節。比如關於涉密經濟數據的密級確定問題，關於涉密經濟數據的知悉範圍限定問題，關於涉密經濟數據的解密時間控制問題，還有知悉涉密經濟數據人員的審查教育問題等等。

　　白巖鬆：

　　這一個統計數據，一個相關的非常重要的經濟數據要涉及到21個部門，而且這個時間也拉得比較長，整個這個鏈條也非常長，的確它像一個燙手的山芋一樣，但是燙手不是說要把它扔掉，隨意的扔掉，而是要在一種巨大的責任感的情況下嚴防死守，但是畢竟這是一個很長的鏈條，有改革的空間嗎？我們該怎麼辦呢？聽聽財經專家葉檀的一些意見。

　　葉檀：

　　要解決這個方法，第一個把層級降得越少越好，第二把這個數據的最終公佈，你可以告訴人家原始數據，但是數據最終公佈我覺得還是應該在國家統計局手裏，而不是說它必須事先需要逐級彙報的過程。第三是規責更加明確，比如說誰泄露的數據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這個是明確的，當你出口只有一、兩家，比如說只有發改委、或者只有國家統計局是知道這個數據的，在這個鏈條上是非常明確的，按照《保密法》除此之外的部門你就不應該知道，像美國一樣甚至在發佈的時候你的細節都做得非常明確，比如說誰有可能泄密的，他的通訊器材應該怎麼做，應該關在某個房間裏，在這24小時之內他不準用手機，像這樣的一些細節都設計好的話，我覺得會稍微好一點，其實我們可以把一些成熟的經驗引用過來。

　　白巖鬆：

　　好久好久沒有聽到來自保密局的聲音了，這個在改革開放之前或者說改革開放之初的時候，總是在我們的腦腦海中會聽到很多關於保密局的這樣的事情，包括國家機密這樣的概念，甚至那個時候還看過電影《保密局的槍聲》。不過，不管是晚或者正好，畢竟又傳來了保密局的聲音，尤其發展到社會這樣一個階段的時候，經濟數據具有了國家祕密的情況，從今天開始，應該深入人心。

　　財經評論員餘豐慧也針對今天兩起案件說，它反映了我們的一些經濟部門在涉密經濟數據保密、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薄弱環節，這麼多這麼久才被發現，才被依法追究，無論對國家還是對當事人都顯得晚了點。不過，晚了畢竟現在還來了。

　　對國家已經造成了影響，對個人來說走向犯罪，如果能夠儘早發現及時處理的話，也許對國家的影響不會這麼大，對投資者來說不會顯得如此不公平，對個人來說也不至於走到今天的地步。

　　當然，這是一個回頭再去說。但是我們換一個角度去想，我們不妨把今天，我們不去談論它早還是晚，而是這個警鐘畢竟在今天敲響了，那還有一些疑問呢，爲什麼我們當油一要漲價的時候，半夜才漲價，才宣佈這個消息，可是從下午的時候，加油站就已經開始排長隊了，這個消息是從哪出來的呢？有一些關鍵新聞事件或者有一些負面的東西還沒有正式公佈之前，有一些股票就可以出現了異動，這個消息又是從何而來呢？有的時候我們的領導保密這種概念不是很強，在講話或者說談話的時候就把一些重要的經濟數據就說出去了，以後是不是也要增強這樣的保密觀念，尤其重要的一點對所有的投資者來說，只有真正的保密了，沒有這些更多信息股的時候，才能夠製造真正的公平，我們期待當然是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