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後的今天，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和經濟大國。受此影響，中國在世貿組織中的角色面臨調整壓力，主要來自以下三方面：首先，國際社會期待中國發揮與其經濟實力相對應的作用。2008年以來，世貿組織開始邀請中國參與一些重要的部長級會議。這一變化意味著世貿組織期待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

　　其次，貿易大國的地位要求中國通過積極參與多哈回合談判，建立反映自身利益的多邊貿易規則。近幾年，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中國在世貿組織中已成為遭投訴最多的成員之一。出現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現存的國際規則更多反映了發達國家的利益需要，而沒有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需要。比如，現有的世貿組織規則沒有針對美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限制的制裁措施，但是中國為改善環境而實施的出口限制卻成為世貿組織的制裁內容。鑒於以上情況，中國有必要倡議改革一部分不合理的國際規則，為此，有必要實現從『規則被動接受者』到『規則主動制定者』的身份轉換。

多邊自由貿易體系的發展呈現出『不進則退』的局面，如果中國不利用其經濟大國和貿易大國的地位，積極促成多哈回合談判的成功，那麼談判一旦失敗，中國將有可能成為貿易保護主義回潮的主要受害者。中國應調整『不做先鋒，不拖後腿』的談判原則，實現從『中間人』到『帶頭人』的身份轉換。 　　積極應對—— 　　處理好三大關系

　　盡管多哈回合談判出現了新的轉機，但是，現階段我們還很難對其前景做出准確判斷，從以往的談判難度來看，多哈回合仍有可能遭遇挫折。為了爭取最好的結果，中國有必要處理好以下三大關系：

　　第一，處理好多邊自由貿易機制與區域和雙邊自由貿易機制之間的關系。近年來，由於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困境，許多國家開始轉向發展區域和雙邊機制。在這一問題上，中國應堅持以多邊機制為主的發展戰略。首先，從理論上講，多邊機制要優於區域和雙邊機制。其次，中國的貿易分布具有多樣化特點。大體上，亞洲佔40%—50%，歐洲佔20%—30%，美洲佔20%—30%，非洲和大洋洲佔5%—10%。這一特點決定了多邊機制更符合中國國情。另外，由於懼怕中國強大的出口競爭力，只有少數資源出口國願意與中國建立雙邊機制。受此影響，中國在發展雙邊機制方面處於明顯劣勢。因此，在全球層面，中國應積極倡導多邊自由貿易機制。但是，在實際操作中，考慮到與中國無關的區域和雙邊機制會通過『轉移效應』對中國貿易產生不利影響，為了降低這一不利影響，中國也有必要積極發展區域和雙邊機制。

　　第二，處理好貿易開放與國內改革的關系。從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0年的經驗來看，貿易開放的好處並不局限於貿易本身，還體現在可以深化國內市場化改革。

　　通常，在世貿組織交涉中，中國習慣於把國內市場開放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如果沒有獲得相應的交換條件，即使該項開放措施有利於國內市場化改革，也不會立刻將其付諸實施，而是將其保留作為下一輪談判的籌碼。這一談判策略實際上會延遲國內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現象，中國有必要在多哈回合談判中，自主開放一部分利大於弊的項目，這樣做不僅有助於促進國內改革，而且還可以在道義上掌握談判的制高點。

　　另外，從對國內進口的影響來看，降低關稅的效果類似於人民幣昇值，因此二者之間有一定的替代性。降低關稅只涉及一部分產品，而人民幣昇值涉及所有產品，鑒於這一差異，在增加進口和糾正貿易失衡方面，降低關稅的負面效應要小於人民幣昇值。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可以借助降低關稅，促進經濟結構調整。與中國每年5%—6%左右的人民幣昇值相比，降低關稅的負面影響實際上非常有限。

　　第三，處理好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多哈回合談判的對立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衝突，中國有必要立足於自身利益需要，調整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

　　從經濟規模來看，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量超過許多發達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卻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就國內區域發展來看，沿海地區接近發達國家，而內陸地區接近發展中國家;從產業競爭力來看，工業部門接近發達國家，而農業部門接近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的雙重利益結構增加了中國參與多哈回合談判的難度。在很多情況下，中國的雙重利益在不同程度上分別體現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提案中。為了避免矛盾，中國采取了被動接受雙方提案的策略。但是，這些提案未必能充分體現中國的利益需要。為了擺脫這一被動局面，中國可以立足自身利益需要，主動提出一些可以被多方接受的提案，以此推動多哈回合談判進程。

(作者單位：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