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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輔礽先生的逝世在學界和業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及經濟建設湧現出的大批經濟學人當中,能稱的上『家』的不多,而能被冠之『一代經濟學大師』的恐怕更少,董先生當之無愧,究起原因,恐怕還是這樣一點,學養與精神。
有評論說,在新中國的每一個重要歷史時期,董先生對中國每一個重大的現實經濟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發表了具有創新意義的研究成果;更有評論說,他是當今中國經濟學界既能夠發揮應有的經濟學專業水准,又能保持人格的獨立性和公正性的少有的經濟學家之一。
少壯派的著名經濟學家趙曉在悼文中寫到:在稀缺的時間與生命中,經濟學家已經克盡全力為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這既是對董先生的追思、認同與敬意,也是自勉,一針見血地道出了一代經濟學大師的風骨所在。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理解董先生的學術要義可能是困難的,更不可能對董先生的著述妄加評判,在這裡斷章取義地擷采點滴,只為表達對一位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有勇氣和正義感,有獨立學術精神的知識分子的敬意。
呼吁股市規范
關於規范市場運作,開設二板市場,特別是國有股減持等具體問題上的論斷,使他成為中國證券市場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強大聲音
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學養和精神,纔可能『在新中國的每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對中國的每一個重大現實經濟問題,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類似的問題似乎沒有答案卻有實證。
上世紀50、60年代,董輔礽提出關於再生產數量關系的數學模型,這被譽為『中國經濟成長論的代表』;改革開放伊始,80年代,他提出中國在向東開放的同時也要『向西開放』;政企改革方面,他在經濟界首先提出『政企分開、政社分開』理論;1993年,董輔礽進一步提出,改革必須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即摒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內容在中國現今的經濟生活中,是多麼耳熟能詳的名詞或概念。
進入新世紀,董輔礽的研究領域轉向中國證券市場,這是原有課題的延伸,因為在國企改革的研究中,他日益認識到產權變革對國企改革的重要性,而產權的清晰化和流動性必須依賴一個健康強大的資本市場;但在另外一個層面,他因此為最大多數人認識和接受。他的關於規范市場運作,開設二板市場,特別是國有股減持等具體問題上的論斷,使他成為中國證券市場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強大聲音。
這一點,也成為經濟學界不少同仁的深刻記憶。劉紀鵬日前在接受某著名網站的采訪時,濃墨重彩地記敘了這一筆。在這篇名為《股市尚未轉軌,大師離我而去》的悼念文章中,劉紀鵬回憶到,2001年後,圍繞著國家股是按市價減持還是淨資產減持的問題,爭論不休導致股市持續低迷,監管部門痛定思痛,也開始反思。時任主席周小川提出,中國股市還是一個新興轉軌市場,在這一時期要保護投資人利益,要考慮國情。董輔礽對這一觀點極為贊賞。他提出,中國的資本市場事實上是一個新興尚未轉軌的市場,在這一時期還有很多重大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解決,例如股權分置問題、股份不能全流通的問題,所以在這一時期必須尊重國情,把保護股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事實上,在此之前,在這個問題上,董先生經常與證券界進行交流、座談和調研,提出應該在尊重國情的基礎上,建立中國股市的基本規范。劉紀鵬說,當中國股市長期低迷,遇到巨大的困難時,董老總是能夠用正確的改革方法論去引導青年人,去探索和實踐。
正如劉紀鵬所說,把董老對股市發展要尊重國情、借鑒規范、把保護股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這一一貫的思想在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中體現出來,是對董先生悼念的最好方式。相信這不僅是學界的共同心聲,也表達了對證券市場發展的美好願望。
護航民營經濟
為了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題,他也曾是風險投資、創業板、民營銀行的積極倡導者
如上文所說,董輔礽是『當今中國經濟學界既能夠發揮應有的經濟學專業水准,又能保持人格的獨立性和公正性的少有的經濟學家之一』,但進而論之,一個知識分子為保持學術和人格的獨立和公正,在某些時期難免招致誤解和批評,相信這不難理解。
董輔礽的前瞻性和勇氣使他在學界最早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思路,與之相伴一生是他一直以來對於私有財產、民營經濟的保護和發展所進行的不遺餘力的搖旗吶喊,這一度被扣上冒進的帽子。當我們今天回過頭看時,纔恍然大悟,私有財產保護入憲等一系列的話題早已有了伏筆。
董輔礽被稱為『中國私營經濟的護航人』、『民營經濟辯護人』,早在上世紀80年代,當『溫州模式』備受排斥、壓制和打擊之時,董輔礽於1986年與趙人偉等人赴溫州考察後發表《溫州農村商品經濟考察與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探索》一文,稱贊溫州模式為『發展農村商品經濟、治窮致富』的『一條可供選擇的路子』。這是經濟學界最早站出來為『溫州模式』辯護的論著之一。此後,他又連續撰寫《溫州模式與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溫州模式的繼承與提高》等系列文章,精到地解讀溫州經濟,對全國各地學習溫州提出了獨到的意見和建議。
作為政協委員,他是私有財產保護入憲的積極推動者。2002年12月,他在『十六大與新世紀的中國經濟』論壇上表示,沒有私有財產就沒有私營經濟,沒有私營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公有制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保護私有財產就要承認其合法的勞動收入。同時,對合法的非勞動收入也要保護,包括勞動、資本、技術、管理,均應按照其貢獻參與程度分配所得。股份公司這樣的所有制形式出現以來,社會財富逐漸公眾化、社會化。
除了挑戰觀念上和理論上的障礙,董輔礽利用各種機會為私營經濟在中國的發展推波助瀾。他曾就放寬民間資本進入市場領域的問題進行表述,認為除了國家需要壟斷的產業外,民間資本都可以進入,而市場准入程度的提高,有利於民營企業的發展。
為了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題,他也曾是風險投資、創業板、民營銀行的積極倡導者,認為這三者對解決民企特別是民營科技企業融資難題意義重大,其中創業板更起到『點睛』的作用。2002年深圳高交會期間,董輔礽呼吁設立創業板,認為創業板的風險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以解決主板問題為前提,創業板的推出就會遙遙無期。他指出,創業板遲遲不開的危害很大,已經致使許多優秀的民企上市資源流到國外,也嚴重地壓制了國內創業熱潮。
如今,中小企業板已登場,應該與呼吁尊重中國國情發展資本市場的董先生的理念並不相悖,而民營銀行正成為下一個熱議或試點的話題。
為師尊者
除了作為一名著作等身的經濟學家,董輔礽一生扮演最多的角色是老師,他前後帶過50多名博士,如果不是身體的原因,曾有目標要帶到80名,他的弟子中如今不乏金融及企業界的優秀人物,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刻,他們的深情記錄為我們提供了接近大師的另一種視角。怎麼說呢,從更宏大的背景來看,這應該是知識分子經世濟民之外的另一種責任吧,缺了這一點,似乎很難成就董先生作為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經典人格。
他克己為人。泰康人壽董事長陳東昇與夫人陸昂,都是董先生的弟子,讓陸昂感念不已的除了老師對自己學術上的精進教導,還記錄了董老臨行前的一場談話。已被確診為直腸癌轉肝癌,決定赴美治療的董輔,在病房裡不斷重復的一句話就是『這可怎麼辦呀?還有這麼多的學生,這可怎麼辦呀?』
在央行官員楊再平的記憶裡,董老師是一位對自己學生的成長和事業傾注崇高關懷的長者。楊再平在悼文中回憶道,1993年10月從加拿大回國後不久,跟董老師說想申請到中國人民大學做經濟學博士後,他當即表示支持,並很快寫了推薦信,他的積極推薦讓自己很快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後流動站,成為人生事業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在我博士後即將出站時,我先請董老師推薦我去國家經貿委工作,他很認真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還慎重地蓋上他的私章,讓我交給當時的一位經貿委常務副主任。我去經貿委工作了一段時間,覺得人民銀行的工作可能更適合我,於是又請董老師推薦我去人民銀行,董老師也答應了,還借一次開會的時機親自交給戴相龍行長一封推薦信。這樣我便比較順利地進入了人民銀行,開始了我所喜歡的中央銀行工作。』
如此不惜筆墨的繁復記述,只為表現先生對弟子的傾力幫助與提攜,似乎也為表達自己對逝去師長的百般輾轉的追思情愫。
在關門弟子刑瑩瑩的眼裡,董先生是這樣令人肅然起敬的謙遜、認真和虛懷若谷。『第一次上課,是2002年10月。我和幾位同門早早到了教室。到那裡去坐電梯只能到八層,然後再爬一層樓梯纔能到。先生來的時候提了一個袋子,我正好坐在門後,上前接,先生拒絕了,他說自己拿。坐到位置上後,他從袋子裡拿出了十二本書,讓我們將自己的名字寫在一張紙上,然後仔仔細細地簽上名送給我們新入室的三個弟子。』
類似的記述還有很多。我們惟一能說的是,在弟子們的淚光中遠去的溫厚長者,將以一代經濟學大師的堅毅面孔站在中國經濟史學的人物長廊,何其難,何其幸!
8月7日,魂兮歸來
七十七歲而辭世,對現代中國人來說稱不上長壽,而更令人扼腕嘆息的是,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一名中國的經濟學家,其所致力的學術真正付諸實踐堪堪二十五年。西方學者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在你的整個一生中——從搖籃到墳墓以及以後——你都會碰到經濟學嚴酷的真理。』但在中國,很長時間裡情況並非如此。
這樣的人生起伏當然不只董輔獨有。翻開中國五千年厚重的歷史,也許惟其如此,方纔愈加顯現真的知識分子真的價值,這就如同蓋伊在《批評主義的橋梁》中所稱:『為了建設必須破壞……尊重不值得尊重的東西,這不是高貴的標志,而是奴隸的標志。』而魯迅則進一步發揮說:『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腳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
董輔當得起這樣的評價。早在1979年,他就在《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問題》一書中寫道,『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狀況這一規律的作用,有著自己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仍然是對立的統一……過去,我們從蘇聯學來的那種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完全相適」的理論,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形而上學的。』
這其實已經超越『價值無涉』這一社會科學的基本價值觀。作為早年留學蘇聯並在那個一度無比強大、幾近聖殿的國家最終完成學業的主流學者,可以想象,彼時的董輔雖年過半百卻依然為時局所激蕩,揮斥方遒、激揚文字,有破有立、且破且立。如果說,善於孤芳自賞的知識分子自有斯賓諾莎般沈溺於科學的內生性、自足性的傳統的話,那麼,巨變之始的董輔則難能可貴地率先擁抱了火熱的生活。
現在回頭來看,那一代的經濟學人既不幸又幸運。陰靄遮蔽過年輕的他們,變革重又給了他們施展的舞臺並勇士般的光芒,而對於啟蒙者,歷史從來不吝於給予他們高度的評價。如恩格斯就曾稱頌歐洲啟蒙學派為『偉大的人物,其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同樣的道理,當董輔、吳敬璉等一輩經濟學家開創性並歷史性地為發生在中國古老大地的深刻變革源源不斷提供理論支持及預見的時候,在他們的身上,閃現的正是福柯所說的『哲學的氣質』,而這,對於長期彷徨於『發展』還是『不發展』的中國來說尤為珍貴。
歲月荏苒,二十五年倏忽而過,今天,重讀董輔的著述,那些有的已經泛黃的紙葉很容易讓人產生時光交錯的恍惚。曾經發生過的一切確實存在過嗎?董輔究竟算不算傑出的經濟學家?在經濟學已經被過分誇大乃至經濟學家動輒以神甫自居的今天,我們還有必要將如此多的贊美加諸逝者嗎?馬克思說過,『人們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以往全部歷史的基礎。』更不要忘記,沒有董輔等一代學人的努力,經濟學在中國不過是一堆教條的拼湊,既不能算科學,更與生產力無關。
昔人已乘黃鶴去,當此天人一線之間,驀然想起莎士比亞的詩句:『人類是多麼了不得的傑作!多麼高貴的理性!多麼偉大的力量!多麼優美的儀表!多麼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麼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麼像一個天神!』而其實,並非所有人都能當此贊譽。
8月7日,董輔的骨灰將回到北京,而作為生者,讓我們靜思。
鏈接:董輔礽和他的思想
●1980年,董輔礽作為發起人之一,組織了中國最早的經濟發展戰略研究,提出了經濟發展戰略轉變的六個方面。
●1986年,董輔礽在一片討伐聲中,積極捍衛『溫州模式』,把農村非公有制的非農產業的發展看成是改變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有效途徑。
●1986年,董輔礽主張超越『梯度發展』理論,提出向西開放,加快西部發展。
●1993年,董輔礽將他的所有制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運用到證券市場,極力主張讓國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明確提出培育機構投資者的主張。
●1994年,董輔礽是捍衛中國期貨市場的主要學者之一。
●2000年,董輔礽提醒在西部大開發中要高度重視利益關系問題。
所有制改革的先驅
董輔礽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先驅者,在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關於再生產數量關系的數學模型,被譽為『中國經濟成長論的代表』。1979年,董輔礽第一個提出所有制改革問題,提出要實行『政企分離』和『政社分離』。
1980年,提出改革應該包括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即『所有制改革』和『運行機制改革』,同時還提出關於改革的財政包乾制,實行分稅制的建議。改革一開始,他就主張引入市場機制,主張由市場來調節經濟的運行。
在1990年,董輔礽又提出從國有企業的功能出發分別不同類型改革國有企業的觀點,非常明確地主張國有企業應該從競爭性領域退出,而在非競爭性領域和社會公益性領域保留國有企業。
1993年,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公平和市場效率的結合,並指出由指令性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會出現調節的真空地帶。他論述了市場經濟的有序與無序問題,指出了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條件和不能有效運作的原因。
對於宏調見解獨到
董輔礽對於宏觀經濟調控問題有獨到見解。他認為,不能過多應用行政乾預手段,一切措施都應從有利於市場的角度出發。比如,對於1993年至1994年的宏觀調控,他就提過很多意見,認為應該適可而止,不然會對經濟造成過大影響———這從他1994年至1996年的文章中可以看出。2001年,董輔礽提出困擾中國經濟多年的通貨緊縮,經過多方治理,已經在2000年開始有所緩解,經濟有所回昇,雖然通貨緊縮尚未過去,經濟回昇也不穩定,但繼續實施恰當的政策,經濟回昇的勢頭將會繼續,通貨緊縮遲早會消退。
董輔礽此後提出宏觀政策重點宜轉向調整結構,他認為擴張性的政策不能長期實行下去。前幾年以及2001年,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實施擴張性的增加需求的政策,是不錯的,但這種政策需要有調整供給結構、增加有效供給的政策的配合,纔能收到更大的效果。
董輔礽認為調整結構的必要,自然不僅僅是為了使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的困境,而且還由於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新興產業,並使傳統產業的技術和產品發生巨大變化,調整產業結構,使其昇級,也是適應這種形勢的要求。
發展的角度看股市
對於證券市場,董輔礽認為,中國資本市場正處在發展階段,因此即使存在一些問題,也應該從有利於市場改革的方向、有利於促進資本市場而不是限制資本市場的方向來解決。
2001年10月23日,中國證監會宣布暫停首次發行和增發股票時出售國有股。董輔礽表示,政府不托市的做法是對的,但是對於導致股市巨幅暴跌的政策失誤,例如國有股減持具體方式,相關主管部門就應當勇於糾正偏差,而不是一味地指責市場與投資者理解有誤。
此後,董輔礽又表示中國要適時建立股指、石油、粳米、棉花、白糖等新的期貨品種,並允許國內企業去國際市場從事期貨貿易,進行『套期保值』及『國際投機』,使中國期貨貿易得到更快發展。依靠發展期貨市場和運用期貨貿易,可以規避由於產品價格與國際直接接軌後所帶來的經營風險。
2002年10月15日,在第四屆高交會『金融創新與經濟發展』論壇上,董輔礽再次呼吁加快創業板的建立,並認為2003年可能會推出創業板。董輔礽認為,創業板遲遲不能推出,國內民營科技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一度快速發展的中國風險投資業也受到了嚴重打壓,2002年上半年,中國的風險投資機構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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