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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圈內的『傳言』似乎越來越多。傳言僅僅是傳言。但聖潔的經濟學圈子裡為什麼會產生這些『齷齪』的傳言?這纔是讓人郁悶的。
2004年1月20日,亞信公司(Nasdaq?ASIA)發布了其2003年第四季度季報。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12月31日,亞信第四季度的總收入為3060萬美元,同比增長30%,淨收入(除去硬件成本)達到1620萬美元,同比增長21%。
在亞信人的努力裡面,應該還包含了一種特殊的貢獻。
人們記憶猶新的是,去年10月亞信慶祝成立10周年的時候,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以亞信獨立董事的身份出現在媒體面前。
1998年,張維迎教授和盛洪教授在《改革》雜志發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從電信業看中國的反壟斷問題》,文中列舉了中國郵電部的種種壟斷和壓制打擊競爭對手聯通公司的行為,最後提出了幾項具體的政策建議。
看看今天的電信業的實際情況,我們不能不對張維迎等經濟學家的政策影響力表示由衷地贊嘆——中國電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們的思路進行的,甚至可以說,亞信這樣一家民營企業能夠參與並在電信行業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於張教授在政策上的鼓與呼。
看到這裡,有人或許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從事電信行業的亞信,為什麼要聘請張維迎教授作獨立董事,是不是可以更明了一些呢?更為重要的是,在民營企業的利益訴求渠道還不夠暢通的情形下,亞信未來的利益,尤其是政策需要,是不是可以通過張教授這樣對政策影響很大的著名經濟學家來進行游說呢?
這的確是當今中國的一個需要正視的現實問題。
經濟學家與獨立董事
記者對浙江傳化、重慶力帆、上海紫江、上海新航星等企業的調查表明,他們都與經濟學家保持密切的聯系。但對於課題經費這樣的敏感問題,以上企業的有關人士均沒有回答。
根據公開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設立了獨立董事,共聘請或提名了500餘名獨立董事,其中經濟學家131名。在2001年報披露抽樣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獨立董事津貼每年1萬-2萬元的有18家,2萬-3萬元的有26家,3萬-4萬元的49家,4萬-5萬元的21家,5萬元以上的為16家。
據中國證監會規定,一人擔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最多不得超過5家,獨立董事每年為上市公司的工作時間不應少於15個工作日,並確保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有效地履行獨立董事職責。
無法知道,那些身兼數職、不斷出現在大眾媒體上、對各種經濟問題發表意見、一場接一場地趕場子出席各種論壇和研討會的經濟學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來履行這麼多兼職的應盡職責呢?
股市之爭與『利益』
2001年年初,有經濟學家『良心』之稱的吳敬璉教授發表了一系列關於股市黑幕、基金操縱和中國股市甚至不如賭場等嚴厲批評,被輿論稱之為『切中時弊』。然而,2001年2月11日,經濟學家蕭灼基會同厲以寧、董輔、吳曉求、韓志國4位經濟學家舉行『懇談會』,認為『股市已經到了很危急的關頭』,『如果這場論戰的贏家最後是吳敬璉,那將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場災難』,全面反擊吳敬璉關於資本市場的言論。
結合後來吳敬璉和中金公司許小年關於股市的一系列言論,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的楊帆教授認為,吳敬璉作為有摩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許小年作為中金公司的高管,背後是買辦資本,他們之所以不斷發表對股市不利的言論,目的是打壓股市以便讓跨國資本低價吃進——不過,這當然只是一家之言,在另外一些經濟學家看來當不得真。
仔細觀察和思考著的股民,如果把蕭教授一貫的言論和股市的現實情況結合起來,肯定會納悶:為什麼不管股市風起雲落,蕭教授的預測總是利好呢?當然,有可能這只是一個學術問題——蕭灼基教授信仰的理論模型就是這樣的。
然而楊帆教授卻說,蕭灼基的家屬炒股票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他一個女婿就曾供職於某證券公司北京分公司——現在是否還在,楊表示未曾證實。
人們也注意到,蕭灼基教授身後有過清華紫光、中集集團、大唐電信等三個上市公司,嘉實、華安兩個基金公司,現代資產投資、中國資產管理等兩個投資諮詢公司。
博覽財經公司研究部李主任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記者做這樣的選題表示了擔心。他認為,個別人不顧中國股市的現實,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創業板的好處,在全流通法人股的問題上積極推動,實際上與他們的關聯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關。
圈內『心照不宣』的事情
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福前教授在短暫的交流中,奉勸記者放棄這個選題。他表示,經濟學家或者學者,拿某些企業或者基金的資金,作可能有利於出資者的研究,這在經濟學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上海財大經濟學院院長程恩富教授在接受采訪的過程中,對圈內拿企業課題經費而影響研究公證性的事情進行了批評。而一向主要對宏觀經濟問題發表意見的林毅夫教授,關於可口可樂這一個企業的『實證』研究就很有意思了。
《可口可樂罐裝系統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網站上,這篇由林毅夫、平新喬、楊大勇在2000年1月合寫的文章赫然在目。文章在結論部分說,『本文研究結果表明,可口可樂系統的直接經濟影響約為94億元人民幣』,『為中國創造了總價值為214億元的中間需求』,『我們估計,可口可樂罐裝生產所單獨創造的就業機會約為466078個』。
程恩富教授指出,任何有健全智力的學者在考慮外資飲料產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時,不可能不考慮它對中國民族產業的『擠出』效應。可口可樂的進入,使中國本土民族飲料企業紛紛倒閉,現在只剩下『健力寶』和『娃哈哈』在苦苦支橕,在這之中損失了多少的產值和利稅,使多少中國工人下崗,在研究時必須考慮,不能簡單得出增加就業和產值的結論。『問題是,促使那麼多聰明的學者這麼做的原因又是什麼?』程教授反問。
然而,偏頗的也許是程教授。學術無禁區,學者怎麼立論是自己的事,與收受捐贈與否,難說就有必然聯系。程教授是不是在『嫉妒』?
經濟學界的『復雜』
楊帆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到了一件企業花錢請經濟學家替自己宣傳吹捧的事情。上個世紀80年代,中農信總經理翟新華出書後,花錢請經濟學家論證,北京某著名學府的一位經濟學家就露骨吹捧翟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天纔(翟新華後來因為腐敗落馬)。
人民大學的孟捷教授向記者透露了一件自己有所耳聞的事情:京城某知名經濟學家,以前與紅塔集團已經下獄的前董事長褚時健過從甚密,經常往紅塔跑。後來兩人『合寫』過兩本書。『據傳褚時健曾送過他一輛轎車』,孟教授說。(《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吳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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