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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最後這一天,CCTV年度經濟人物、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副秘書長溫鐵軍先生面對記者發的第一個感慨是:想長嘆一聲。
這也是他獲得CCTV年度經濟人物的時候,面對電視觀眾發表感言的第一句話:『這時候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長嘆一口氣。』他感覺:『這個事本身好像不是一個高興的事,我們搞調查研究下鄉的人變成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我心情非常沈重,不是周圍其他人物獲獎以後下來很興奮。』
溫鐵軍一直很沈重
《中國改革》雜志所評選的2003年度十大新聞,所有的點評都是任總編輯的溫鐵軍親自撰寫,句句充滿了他對於現實問題的擔懮。溫鐵軍對自己的描述是:不過是當了11年工農兵,又做了11年農村改革實驗區調研工作,這樣一個基層生活經歷使自己轉變了一個城市知識分子看問題的方式,不可能再是一個書齋學者,他覺得不從基層老百姓角度出發,對問題的認識是有偏差的。
一些組織和個人給了他很大的幫助,他說:沒有香港樂施會,就沒有《中國改革》雜志的農村版;還有世界宣明會、亞洲基金會都對他的『三農問題』研究和他的雜志作出了很大的無私的支持。
他還要特別表示感謝的是美國愛國華人組織的植根基金會,2003年11月份,這家基金會安排溫鐵軍在西海岸和東海岸做演講,溫鐵軍並沒有說任何要捐款的意圖,當場就有人跟他簽支票,捐現金。
讓他最感動的是:『在美國演講時候有一位80多歲的老華僑,第一天聽了我在大學關於中國三農問題的演講,他就很激動地站起來發言,然後聽說我第二天在華人社區做演講,他又來了,聽完我演講以後他站起來又講十幾分鍾,然後坐下以後就去世了。我覺得這些事情都是壓力。』
然而到現在為止,溫鐵軍深深遺憾的是:『我們所辦的一切為農民服務的事情沒有一分錢是政府經費,還沒有中國內地企業家表現善良的慈善願望的經費。面對如此龐大、復雜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三農問題,我希望通過大家的報道告訴國內我們現在已經富起來的企業家們,多多少少盡一點社會責任,並不希望他們多拿什麼錢。』
培訓農民是他最大的心願
2003年8月,河北省定縣翟城村終於在隔了一個世紀之後,重新開辦了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院長是溫鐵軍。
溫鐵軍一再強調,重建這個學院,是農民辦,他不過是一個跟從者。當年晏陽初下鄉時候,翟城村80多歲的老人還記得,中央電視臺在他們那拍過片子,喚醒了一個塵封的記憶,他們希望想把當年晏先生在他們那兒搞的活動繼承下來。
2003年年初溫鐵軍安排大學生到這個村做社會調查,對村民介紹說他們現在在搞鄉村建設論壇和鄉村建設活動。讓溫鐵軍沒想到的是:『老百姓很高興,說咱們結合吧,一起來搞這個事。翟城村老百姓就貸款30多萬塊錢把他們村的廢棄中學買下來了,他們把這個學校免費提供給我們,辦晏陽初建設活動的點。我原來沒想叫學院,搞一個培訓中心或搞培訓點,但老百姓不乾,晏陽初是國際名人,咱們不能搞培訓咱們得搞學院,我說你們能注冊下來就辦,結果老百姓在定縣就注冊下來了。』
辦學校就要有錢,但錢從何來?溫鐵軍2003年在美國演講,海外華人主動捐的七千美元,加上他自己的3萬元以及香港一批大學老師、醫生組建的中國社會發展研究服務中心捐的3萬元給了溫鐵軍辦這所學院。溫鐵軍還要把英國的行動捐助辦公室支持《中國改革》雜志辦農村版的6萬元,把這個費用拿一半放到這個學院,作為開辦費。
在現在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所有志願者都要簽訂一個合同:保證來的人都能入學,只要勞動者在這兒就應該免費接受培訓,來的所有志願者一概都是公益性的不付任何費用。但這個學校被很多人描述成一個『烏托邦』,但溫鐵軍堅信:中國絕對不乏善良之輩,乾成乾不成都得乾這個事。
與其哀嘆不如行動
溫鐵軍認為:『今天所搞的鄉村建設,與梁漱溟、晏陽初先生當年面對的問題不太一樣,但是應該具有同樣的精神。追求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間肯定會出現類似問題,搞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其實就是對這些問題思考的結果,我們想是不是能夠通過復興鄉建活動,復興鄉建思想,以試驗的方式來穩定農村社會。這是最大的一個目的。』
幫助農民是溫鐵軍重搞鄉村建設學院的另一個初衷:中國有五億勞動力,市場面對如此龐大需要就業的勞動力,可能會失靈,讓五億勞動力都進入市場,結果必然是今天這個局面:工價不斷下跌,當年爹打工時候拿什麼錢兒子打工時候還是拿多少錢。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要幫助他們掌握進城打工起碼常識、技術。如果你不能夠在城裡有穩定就業,你應該回鄉,這個學院提供給他們一些必要的搞合作經濟的知識,教育農民自己組織自己,發展自己。把一定的組織要素和制度要素注入進去以後,他們會形成組織,會把農村最過剩的龐大社會資源勞動力組織起來用於改變家鄉的落後面貌。
還是要讓農民組織起來
CCTV年度經濟人物頒獎儀式上,溫鐵軍說了一句話:『希望農民組織起來,只有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組織起來纔有能力跟資本討價還價,要工錢,土地不被侵佔。』
『讓農民組織起來這個說法不是我提的,是毛澤東說的。說這個話之前我明確強調中央2003年1月份中央農工會文件上明確寫著。現在問題不是農民自己沒有組織起來的要求,是被我們的輿論和理論誤導的,說農民組織色變。現在的農村政策制度成本過高,今天出現的一系列損失就是因為沒有意識到面對兩億三千萬兼業化小農,怎麼實行農業調控政策?』他的沈重也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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