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非典疫情警報在全國各地逐步解除，一度被疫情打亂的社會生活秩序正逐步回歸正常。就好像是為了『清算』自己在『非常時期』的『非常舉動』一樣，在非典期間曾被普遍看好並廣受支持的『分餐制』，開始在『後非典時期』(假設可以這樣定義的話)遭遇到了空前的懷疑和忽略。圍繞著中國飯店協會日前推出的《餐飲業分餐制設施條件與服務規范》，人們開始很嚴肅地爭論『有無必要推行分餐制』和『分餐制能否真正推行開來』等問題。

　　在贊成者的眼裡，分餐制不但能有效減少疾病的交叉傳染，使疾病的感染率由合餐制的42%降為17%，而且可以減少餐飲浪費，每年可使全國餐飲業節約糧食和農副產品價值約100億元。在反對者的眼裡，分餐制無疑是對中華傳統餐飲文化的否定和顛覆，極不符合中國人的就餐習慣，根本不具有推廣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姑且不論有無必要推行這種就餐方式，我們不妨來回頭審視一下近幾個月來分餐制在餐飲業的推廣情況。以筆者本人的親身經歷為例，從4月中旬到現在，舉家團聚或因其他原因到酒樓、飯店就餐的次數應不低於十餘次，除了在上海出差期間感受過一次分餐制外，其餘時間幾乎全都是『合餐』。與同事朋友切磋此事，也少有人體驗過文明的『分餐』。曾就此事問訊餐飲業主，分餐服務何以不能到位？他們或者語焉不詳，或者報以歉意的一笑———在他們眼裡，『分餐』的要求與告誡儼然被視為了戲言。

　　如果再往前追溯一下『分餐』倡議在1988年的無疾而終(源起於上海的甲肝流行)，1993年的不了了之(源起於中國烹飪協會提出『宴席改革』方案)，分餐制在實踐中所屢屢遭遇到的尷尬，無論如何是出乎倡議者預料之外的。為什麼在倡議者看來如此時尚完美的餐飲方式變革，卻長期得不到消費者和餐飲業主的認同？難道真的是中華傳統餐飲文化阻礙了現代『分餐制』的推行？

　　不管是出於對『文明就餐』的支持，還是基於對『傳統餐飲文化阻撓就餐文明』觀點的反對，都需要我們理性尋找分餐制『難產』的根源。在一個現代經濟社會，不管涉及到哪個領域的傳統變革，只要牽涉到市場交易行為，我們就不能不考慮利益主體的利益觀念。就分餐制的推行來講，它勢必要求飯店相應增加服務人員，成倍添置餐具；它會淹沒一些特殊菜餚的外觀工藝，進而影響飯店的菜品報價。更關鍵的是，它所提供的這些服務，消費者並不一定領情。因為就中國菜而言，有些菜根本就是不可分的，如四川火鍋等。如此算賬，推行分餐制，於己何益？也由此，飯店缺乏提供分餐服務的內在動力，消費者又受傳統『聚餐』文化的影響，沒有分餐消費的潛在需求，分餐制當然實施不起來。

　　分餐制『難產』帶給我們的啟發是深刻的。一個看似十分簡單的改革倡議，殊不料其背後牽涉到那麼多的操作困境。就好比禁止隨地吐痰，它不僅牽涉到對吐痰者衛生公德意識的培養，同時也要督導大家養成隨身攜帶面巾紙的習慣。如果通過輿論教化，吐痰者最終不隨地吐痰，卻直接吐向垃圾桶，這也違背了我們的初衷。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有面巾紙的消費能力？如果沒有，那我們能否在公共場所提供方便的盥洗空間？這一切都涉及到提倡文明、樹立新風時相關的產業配套，而不是一聲號召所能解決的事情。

　　由此看來，任何政策禁令的出臺，我們都要充分論證其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考慮到在一個產業分工愈益細化的社會，每個行業、每個企業、每個個體都不是孤立的，其一舉一動，都會受到上下游企業或左鄰右捨的影響和支配。如果忽略這一點，我們一些原本十分嚴肅的決策，就會在實踐中走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