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的介入,對我國外匯供求將會產生一定影響,而在目前情況下,外匯供給相對過度和外匯需求相對不足產生的結構性問題,對外匯需求管理體制提出了挑戰

　　視點 外匯需求如果長期受到抑制就會導致本幣昇值壓力,這對經濟增長和平衡外匯供需結構是不利的。建立一個有彈性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和人民幣匯率決定機制,完善外匯需求結構,可以化解目前我國外匯供給相對過度和外匯需求相對不足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人物 張燕生,經濟學碩士(1984年),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1984年至1996年,中央財經大學任教,國際金融專業碩士導師；1986年至1988年,先後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世界銀行EDI宏觀處進修和工作。專業研究領域為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曾先後主持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究項目、國家計委重點課題、國家社會科學"七五"、"八五"、"十五"規劃重點課題等。曾出版中、英文專著(包括合著)十多部,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其中部分成果曾先後榮獲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專著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1977年至1991年優秀著作獎,原國家計委科技進步獎、優秀研究成果獎,宏觀經濟研究院科技進步獎、優秀研究成果獎、中國發展研究獎等。

　　記者:瑞士銀行和野村證券日前獲得了中國證監會批准,成為首批取得證券投資業務許可證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此舉標志著我國QFII的正式啟動。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的介入,是否會對我國外匯供求產生一定的影響?

　　張燕生:影響肯定是有的。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2002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由於近年來我國金融機構不斷增持境外證券,我國的證券投資仍呈現逆差。2002年,證券投資逆差103億美元(下降47%)。隨著QFII的正式實施,我國證券投資逆差的幅度會逐步下降,反過來又會逐步增加外匯供應。

　　記者:外匯供大於求的現狀導致我國外匯佔款的增加速度過快,而外匯佔款也影響了基礎貨幣投放的穩定性。因此,為了滿足外匯佔款的需要和平衡基礎貨幣投放的穩定性,今年以來央行在公開市場操作中連續采取正回購操作,正回購可以理解為是央行在人民幣銀行間市場上融出資金和減少貨幣供應。那麼,這種操作對我國貨幣政策目標有沒有影響?

　　張燕生:聯系國內的情況,外匯儲備和經常項目順差的持續增加,這些都會導致貨幣供應量增加,央行為保持貨幣穩定,所以采取了對衝措施。但這個問題值得重視的方面在於:現在我們是處於通貨緊縮趨勢而不是處於通貨膨脹的背景下,央行在公開市場上采取對衝操作是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還是為了治理通貨緊縮呢?我想,央行在實施貨幣政策目標上會有所考慮。所謂通貨緊縮是指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下降,貨幣供應量的增加能不能刺激或帶動總需求的增加?包括帶動一般物價水平的上昇?這對目前宏觀經濟運行來講,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記者:最近,境外有人認為,由於我國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增加太快,中國的人民幣應該昇值。人民幣是否應該保持匯率穩定還是昇值?已經成為大家關心的一個焦點問題。您是怎麼看待這一問題的。

　　張燕生:確實,我國的外匯儲備增加比較快,而且持續的貿易順差增加也較快,並且到目前為止這種增長勢頭仍然比較強勁。同時,2000年下半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實際金額增加也較快,使得我國出現了外匯需求的相對不足和外匯供給的相對過度,產生了人民幣匯率昇值壓力。所以,現在境外有人要求人民幣昇值。但我個人認為,人民幣還是應該繼續保持穩定。這一點非常重要。

　　記者:您的理由呢?

　　張燕生:人民幣匯率必須保持穩定。從匯率上看,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無論是對於做貿易的企業,或是做投資的企業,或其他微觀經濟主體來講都是有利的。也就是說,當本國貨幣對外幣的兌換價值比較穩定時,微觀企業在財務管理、成本控制和盈利預期等方面上都能有一個非常好的操作,既可以減少風險管理的支出,又可以減少因承擔風險所產生的風險損失。這是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在目前情況下,外匯的供給與需求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外匯供給相對過度和外匯需求相對不足。無論是外匯供給的過度還是外匯需求的不足,都是一個結構性問題。這種結構性問題會隨著市場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會產生一些不確定性,而目前中國體制環境和結構環境還沒有做到完全適應這種情況,所以最好還是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記者:既然目前我國還存在著外匯供給和需求的結構性問題,那麼外匯供給的結構性問題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燕生:從外匯過度供給角度看,外匯供給過度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原因在於:外匯供給主要來自於出口創匯和吸引外商投資兩個方面,還有實施QFII也會使外匯的供應增加,當然還包括其他一些方面。

　　在我國加入WTO,我們對全球市場開放以後,市場的開放會產生進口的增加,尤其是對一些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產品來講,本國的產業和國外的產業之間競爭力差距明顯存在,國外產品的價格又低質量又好,國內企業不具備生產國外同類價格水平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就存在著很強的進口需求,而國內還沒有同樣的供給來滿足這樣的需求,就會產生實際上的進口需求。另外,在我國每年保持7%到8%這麼大的經濟增長率的情況下,也會產生強勁的引致性進口需求。這種態勢的發展與出口比較是一種怎樣的關系?現在很難預測。有沒有可能改變過去長期貿易順差的趨勢呢?也很難說。

　　記者:我們補充一點,今年一季度我國出現了貿易逆差,是否是一個市場跡象?

　　張燕生:今年一季度我國出現了貿易逆差10億美元。這個現象是短期的或臨時性現象,還是一個階段性或趨勢性的現象?因為我國加入WTO意味著市場對外開放,但國外市場開放程度的變化不如我國的市場開放程度的變化大,我國的市場開放後,進口容易進來,在這個階段上,我國的出口增加可能不會比進口增加快,這是一個制度安排的結果。假定一國競爭力和技術進步是既定的,也許開放市場競爭壓力大了以後,我國的出口會產生新的競爭力,我國對進口也會產生新的替代能力,但這需要一個很長的過渡時期。從這個角度看,第一個判斷是過度的外匯供給可能是一種結構性的。

　　另外,我國加入WTO後,可能導致一個不確定性,即我國外匯增加有可能下降,並且下降到一個我們可以預期的水平,甚至不排除一些月份或年份出現一個持續的赤字現象,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我國的外資增加,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我國經濟與其他國家經濟的差距,但外資的增長也是會有變化的。目前全球經濟不景氣,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外資進入中國增長很快,但當全球經濟景氣周期發生變化時,外資會選擇更有競爭力的地方,所以外資進出有不確定因素。還有當我國證券等金融業逐步開放,例如股市、債市、期市及匯市的開放,會導致短期資本的進入,我國實施的"走出去"戰略如QDII,也會導致我國對外投資和資本外流的增加,因此資本項目下的未來趨勢,我們也很難保持一個持續順差或高順差。這樣一來,就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因此,從總體上看,目前我國外匯的過度供給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記者:那麼,如何理解我國外匯需求的不足也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張燕生:從國內的外匯需求來看,外匯需求不足也是結構性的。因為,現在我們有非常嚴格的外匯管制,從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外匯需求,而且目前我們資本項目還沒有開放,很多方面在政策上還有限制,如果把這兩個結構性因素放在一起,要考慮我們人民幣匯率下一步的走勢,應該怎麼選擇呢?我個人建議,這也是很多學者和官員都提出來的,第一要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第二要加快我國外匯需求管理體制改革,來深化我國外匯需求結構,包括進口和對外投資,也包括旅游等一系列外匯需求改革。對目前中國來講,加快外匯需求管理改革太重要了。

　　記者:在我國出現外匯供給和需求結構性問題時,您為什麼反復強調要加快推進我國外匯需求管理體制改革的進程?

　　張燕生:最重要的原因是,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外匯短缺情況已經發生變化了,例如發展區域一體化、新興工業化、知識經濟、全面建設小康,以及內需立國和增加就業等,所有這一切情況的變化,都預示了建立在過去長期外匯短缺基礎上的嚴厲的外匯需求管制應該加快進行改革。因為,外匯需求如果長期受到抑制就會導致本幣昇值壓力和削弱競爭力,這對於我國經濟增長和平衡外匯供需結構都是不利的。

　　記者:那麼,我們進行外匯需求管理體制改革,有沒有國外的經驗可以借鑒?

　　張燕生:戰後歐洲,當時外匯嚴重短缺,歐洲一方面是加快提昇出口競爭力和出口結構調整,到了1958年外匯嚴重短缺的情況得到了及時緩解後,就開始放松了外匯需求管制；日本是在1980年代中期,當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資產大幅度增加,形成很強的日元昇值壓力之後,便轉向了外匯需求比較開放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也是這樣的。這裡,有一個重要的經驗,管制一定會產生效率的抑制或腐敗,外匯管制概不例外。這也是一個國際經驗大趨勢的走向,雖然目前中國在這方面有些疑慮,但外匯需求管理改革勢在必然。

　　記者:從您的談話中,我們獲得了一個深刻的印象,觀察我國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保持穩定,應該注意目前我國外匯供需的結構性問題,同時要通過加快外匯需求管理改革來深化外匯需求,以此來穩定人民幣匯率穩定。

　　張燕生:在目前中國體制環境和結構環境還無法適應變化的情況下,我們最好還是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那麼,如何來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關鍵是要加大對外匯需求管理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個靈活的、有彈性的外匯風險管理體系和人民幣匯率決定機制,來深化我國外匯需求結構,以解決目前我國外匯供給過度和外匯需求不足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達到人民幣匯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