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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和政治科學教授巴裡·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6月5日號《財經》雜志上撰文認為,當全球經濟陷入停滯時,世界經濟最需要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作出更多的貢獻。因此,目前中國並不適合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
埃肯格林指出,一些人認為人民幣自由浮動有助於解決通貨緊縮的問題。而這些人都是歐洲人。因為中國的出口增長很快,這些人預期人民幣對其他貨幣將會走強,尤其是歐元。這將有助於恢復歐洲的競爭力。
但埃肯格林分析說,這對於世界經濟而言恰恰是一劑錯誤的藥方。允許人民幣昇值意味著中國接受了外國呼吁中國放慢出口擴張速度的要求。出口毫無疑問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展動機。在目前的情況下,世界經濟最需要的是更高的增長,而不是更低。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越多越好。在不遠的將來,中國當局將會考慮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但是當全球經濟陷入停滯時,並不適合采取這一行動。
他認為,如果人民幣取消盯住美元,其匯率由市場決定,那麼,假定中國的匯率出現昇值,中國中央銀行阻止匯率昇值發生的方法就是降低利率。這將使中國加入全球降息和實行貨幣政策刺激以阻止全球通貨緊縮的威脅的大潮中。這是以另一種方式說明︰現在不是對人民幣進行重新估值的時機。
埃肯格林還分析說,中國有它自己的許多問題。但增長是中國經濟戰略的關鍵。從這點來看,重估人民幣匯率是最壞的反應。中國的政策制訂者應該集中精力於關閉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和清理銀行體系。他們應該將解決全球通縮的難題留給歐洲、日本和美國的同行。
埃肯格林分析說,當世界經濟經歷一輪通貨緊縮的衝擊時,人們往往會找一個替罪羊。1873年,這個替罪羊是美國。而在2003年,這個替罪羊是中國。人們懮心忡忡,擔心發達國家是否能夠應對這些後果。
但是,要認識到目前面臨的通貨緊縮和一個世紀前的通貨緊縮間的差別。當時,全球化的動力是不斷下降的運輸成本。而今天的動力是關稅的削減和新的信息技術的出現。當時,出口商品來自美國的內陸地區。今天在中國,是沿海地區。
埃肯格林認為,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貨幣制度與一個世紀前大不相同。當時,多數國家實行的是金本位制。今天,美元的下跌是大家的朋友。從美國的立場來看,美元的下跌一下子解決了許多問題。它緩解了通貨緊縮的壓力,並將刺激美國經濟更快增長。
而對美國有好處的東西對於世界也是有益的。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貨幣是盯住美元的,美元的下跌實際上增加了它們的競爭力。其他東亞國家的中央銀行密切管理著本國貨幣的匯率,它們不會讓本幣相對美元昇值,並損害它們的出口產業和脆弱的經濟復蘇。
而日本人迫切希望價格上昇,對於日本銀行來說,允許日圓對美元昇值將是所能設想到的最壞的貨幣政策錯誤。這一次,他們不會再犯錯誤。
這樣,美元下跌產生的所有壓力將會落在歐洲身上。盡管美元的下跌對其他地區而言意味著更少的通貨緊縮壓力,對德國和歐洲來說卻意味著更多的通貨緊縮。歐元兌美元已經從0.83上漲到1.17。這將對歐洲的競爭力產生巨大的衝擊。其結果是,歐洲的增長已經停滯,而德國正處在通貨緊縮的邊緣。
埃肯格林認為,目前為止,歐洲的政策制定者說著正確的事情,但做的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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