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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日,我國證券市場第一大股票市場操縱案———中科創業股價操縱案在北京一審公開宣判,相關涉案公司及個人受到了法律制裁。害群之馬已除,各界為之欣喜。對自始至終經歷案件調查的深圳證管辦監管人員而言,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靜。
前不久,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在深圳證管辦的一樓會談室,該辦案件調查一處副處長段奕喜與記者談起2000年調查中科創業案的那段經歷。『調查取證艱辛是我們碰到的最大難題。』他說,『現在案子終於判下來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氣。』
迎難而上擔重任
據深圳證管辦主任張雲東介紹,對中科創業(原名『康達爾』)股價涉嫌操縱的調查,最早可追溯至1999年。當時中國證監會市場監管部及深交所在日常監管中,發現該股股價走勢異常波動,可能存在涉嫌操縱股價的違規行為。1999年8月,中國證監會對『中科創業』股價操縱案立案,同年11月,證監會稽查局決定把該案交給深圳證管辦獨立承辦,要求該辦組織力量盡快開展調查。
案件引起了深圳證管辦的高度重視,辦領導親自掛帥督辦,挑選精兵強將組成調查組,指定稽查處處長熊國森(現為機構監管處處長)具體負責。『由於辦案人員調整,我參加調查時已是2000年的三、四月份』,段奕喜說,『但當時正處在各地證管辦從地方職能部門轉為中國證監會派出機構的時期,監管思路在逐步轉變,還沒有一套成熟的調查手段和方法可以借鑒。同時,以前查處此類案件主要是由證監會牽頭,各地證管辦進行協查,而像中科創業案這樣重大案件的調查工作,交由派出機構獨立承辦,這在國內恐怕也是第一例。所以一開始就感到難度很大。』
在對案件已有材料進行深入分析後,辦案人員初步認識到,中科創業股價操縱案時間跨度長,涉及范圍廣,案情極為復雜,要在短時期內查清操縱事實確實困難重重。調查組認為,必須找准調查該案的切入點和突破口,制定周密的調查方案,纔能順利展開調查工作,化難為易。
『問題肯定就擺在那裡,我們只能迎難而上。』
順藤摸瓜求突破
辦案思路有了,關鍵在如何落實。為對案件的背景情況有更多了解,調查組通過各種資訊渠道了解了上市公司的基本情況,特別是近年來股權變更、資產重組等方面的重大事項;結合股價走勢圖,分析了解該股二級市場走勢情況,確定了股價異常波動區間;對證券交易所提供的交易資料進行分析,初步確定可能涉案的券商席位、股東帳戶;結合資料進行總體分析,對案件的性質、特點、涉案主體做出了初步判斷。
由於『中科創業』股價操縱時間長達四個年度,有四個異常波動期間,如果一一展開調查,難度無疑非常之大。在經過仔細分析研究之後,決定以1999年4月至7月的異常波動期間為切入點展開調查,並制定相應的調查方案。根據這個方案,調查組首先對1999年4月27日即『中科創業』股票階段性啟動前,托管前20名席位的持股股東帳戶進行調查,以盡快摸清涉嫌違規的股東賬戶和違規主體;然後,再調查涉嫌違規主體『建倉』過程,及前後幾個異常波動期間的操縱情況。事後表明,當時的方案的確達到了化難為易、事半功倍的效果。
接下來的工作是調查取證。首先向證券交易所、證券營業部及上市公司調取有關資料。在交易所,調查組調取了股價異常波動期間主要股東交易數據、托管券商、對敲或對倒量及所佔比例統計表等等重要資料;並前往全國各地30多家證券營業部進行實地調查取證,調取了504個股票帳戶的開戶、交易資料、股票轉托管和資金往來資料,向北京、天津等地派出機構發出了協查函,調取了300多個股票帳戶的相關資料;還向上市公司調取了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管人員及其親屬名單,核實有無內幕交易情況。其次,是查詢涉案機構的企業資料,調查涉案資金來源。先後查詢了在北京、深圳、海南等地注冊的十多家涉案企業的注冊登記資料,調查了解涉案企業的背景資料及其與股價操縱者的關聯關系。再次,是詢問有關當事人。先後詢問了涉案的部分人員,重在了解操縱市場行為的詳細過程、買賣『中科創業』股票目的、資金來源及調度、具體操作手法、多個操縱主體間的串謀、合謀等情況。
談到上述這個過程,段奕喜十分感慨:獲取第一手材料非常不容易。在國內很多地方跑來跑去,有時候甚至要去兩三次,人手上的緊缺不說,更困難的是,絕大部分查證工作要由證管辦辦案人員獨立承擔,跨地區辦案特別是到營業部取證時權威性不夠,到銀行、工商等相關部門調取證據時不順暢,吃『軟釘子』、『閉門羹』的情況經常發生,有時甚至會遇到公開頂撞。每到這個關頭,就是需要辦案人員與涉案者斗智斗勇的時候。常常需要繞幾個彎,纔能得到想要的真實資料。在對涉嫌違規的自然人傳喚質詢時也比較困難,如在2000年9月至12月間,辦案人員就多次通知朱煥良、呂梁、丁福根等涉案當事人來深圳證管辦接受質詢調查,但因種種原因,除來了幾個操盤手和代理人之外,這些關鍵人物最後就是沒出現。此外,涉嫌自然人用個人儲蓄帳戶存取大額資金,又到處融資,也造成直接證據取證困難。
段奕喜向記者講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他們到某營業部去調取資料,對方人員一見是深圳證管辦來的人,開口就來了一句『你們有什麼資格調我們客戶的資料?』辦案人員理直氣壯地當即回應了一句『請你們去查一查《證券法》』。幾經周旋之下,營業部仍是固執己見,不願配合。最後在當地證券監管派出機構的協助下,纔總算是撬開了該營業部的口。但後來進一步調查的結果表明,該營業部仍然向調查組提供了部分虛假資料。另有一些營業部在調查中處處維護操縱者,甚至幫助隱匿、銷毀證據資料。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
與其它股票操縱案相比,中科創業案系自然人操縱,相關交易帳戶也基本上以自然人形式出現,因此難度更大。段奕喜說,為加快辦案進度,提高效率,調查組也在查證中采用了不少創新。比如,盡管涉嫌操縱股價的帳戶表面上看沒有聯系,但細加分析,總是能發現某種內在的關聯關系,如同一資金來源、同一股票代理人、代理人之間股票相互轉托管等,這種關系,可能正是破解莊家真相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只要在某一營業部或某些帳戶上形成突破,就能順藤摸瓜,掌握更多莊家操縱中科創業股價的線索。由於涉嫌操縱的營業部和帳戶眾多,要想瞞天過海,不露出一點蛛絲馬跡是不可能的。事後的效果說明,這些創新往往會形成案件查處上的重大突破。
經過半年多的艱苦調查取證,調查組終於查實,自1998年11月28日至2000年10月31日止,共有364個股票帳戶涉嫌操縱中科股價,涉嫌股票帳戶於1997年11月28日開始買入中科創業,至1999年5月6日達到最大持股量即5573萬股,佔該公司流通股比例的75%;涉嫌股票帳戶之間長期進行對倒交易,截止到2000年10月31日,涉嫌帳戶買賣0048股票的累計買入金額約50億元,累計賣出金額約61億元,持股餘額2600萬股,初步認定獲利達11億元之巨。至2000年底,證管辦已基本查清了該案操縱股價的基本違法違規事實,並初步認定,涉嫌合謀操縱股價、內幕交易的人員為朱煥良、呂梁、董沛霖、丁福根等六個自然人。
案件曝光司法介入
2000年12月25日,是大多數清楚那段歷史的人都不會忘記的一天。當天下午開盤後不久,突如其來的6000多萬賣盤就將中科創業股價迅速打至跌停,此後一發而不可收,中科創業步入了連續九個跌停的漫漫長途。這種雪崩式的"大跳水",引起了剛剛完成階段式調查的深圳證管辦的高度關注。
在連續第四個跌停後,深圳證管辦就中科創業股價的異常波動情況向中國證監會作了緊急報告。報告中說,莊家大量非法融資、股價非理性高企,導致個別營業部的股票抵押市值觸及所謂"平倉線"而被強行平倉,引發其他營業部的連鎖反應,是股價雪崩的最根本原因。而股價下跌的初始原因在於:一是臨近年底,市場資金面緊張,莊家籌資困難;二是該案被深圳證管辦調查年餘,案情已經暴露,作案人員亂了方寸,倉惶出逃,引發股價暴跌。鑒於該案的主要違法事實已基本查清,且該案案情特別重大,影響特別惡劣,為了提高辦案效率,張雲東主任決定向證監會建議,抽調全系統辦案力量突擊辦案,並向公安機關移交。
緊接著的2001年元月2日,辦領導張雲東、袁曉德帶領熊國森、段奕喜等辦案人員專赴北京,向證監會領導匯報案情。鑒於案情重大,證監會第二天即向國務院做了匯報。2001年1月15日,公安部將此案正式立案並命名為"115案",由公安部牽頭,在北京市公安局、中國證監會、深圳證管辦抽調人員組成了"115案件專案組"。
深圳證管辦認為,"中科創業"股價操縱案作為中國證監會及派出機構和交易所履行監管職責主動查處的一起大案要案,最後向司法部門的移送,體現了證監會主動實施監管、打擊違法違規行為和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決心。事實證明,證券監管機構所做的前期調查工作,及所挖掘出的大量違法違規事實和線索,對司法機關的進一步介入調查取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使案件的審理進度大大加快。而在司法機關介入之後,證監會和各地證管部門仍繼續為案件的查處做了大量的協助工作。
作為我國證券市場有史以來第一大股票市場操縱案,"中科創業案"的涉案資金之大、分倉范圍之廣、涉及證券營業網點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我國首起司法介入的操縱市場案件。案件雖然已畫上了句號,但留給市場及監管機構的經驗及教訓是深刻的,對市場的長期規范發展意義深遠。"我們參與了該案查處的全過程,反思很多",深圳證管辦認為,該案的成功查處是中國證監會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導的結果;是交易所、各兄弟派出機構相互支持、精誠協作的結果;也是深圳證管辦以保護投資人利益為首任、主動實施監管的結果。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弦繃緊了,我們就沒有理由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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