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悟

　　2003年4月1日上午10時，自案發至今已3年之久的『中國股市第一案』———中科創業股價操縱刑事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結束近10個月後，終於宣判了。

　　『愚人節新聞』？

　　『不會是愚人節新聞吧。』3月30日，當筆者將中科創業案4月1日將宣判的消息告訴丁福根的辯護律師柴冠宏時，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過後不久從北京二中院得到確證後，他纔喃喃地說，『該判了，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2002年12月27日，由於離中科創業案審理完畢時間已長達半年，受丁之托，他曾和丁的另一名辯護律師庹礪一起向法院提出了取保候審的申請，但一直沒有回音。轉眼到了今年的2月12日，圍繞中科創業案的另一『主角』朱煥良的操盤手———朱水祥的案子也在北京二中院審理完畢。

　　一個月後的3月26日，同樣為業界所熟知的億安科技股價操縱刑事案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結束，等待擇日宣判。而作為中科創業案的核心人物呂新建(人稱『呂梁』)的從犯丁福根等人大多已經羈押超過兩年了。這一切，似乎都在預示著作為我國股市首例證券價格操縱案的中科創業案將有結果了。頭天宣判次日放人

　　4月1日上午10時，依然在北京二中院主樓那間通常作為對外開放窗口的一層審判庭裡，審判長白波面對來自全國的幾十家媒體記者和為數不少的被告家屬，鄭重地宣讀了簡短的判決書：『依法以操縱證券交易價格罪判處被告法人上海華亞實業發展公司罰金人民幣2300萬元；丁福根有期徒刑4年，罰金人民幣50萬元；龐博有期徒刑兩年零三個月，緩刑兩年零六個月，罰金人民幣10萬元。依法判處劉蕾窩藏罪，免於刑事處罰。』

　　由於白波並沒有當庭宣讀羈押期如何折抵刑期的內容，在場的包括記者在內的旁聽者幾乎沒有注意到，除丁福根外大多數罪犯將在2003年底前刑滿釋放。而更巧的是，曾為呂新建融資1.5億元人民幣的原北京克沃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邊軍勇，由於是2001年2月2日被羈押的，與兩年零兩個月的有期徒刑進行折抵，刑期正好於當日為止。因此，按照法律規定，4月2日他就可以出獄了。

　　呂新建Κ莊家呂梁ΚK先生

　　把邊軍勇『拉下水』的『呂梁』，就是本案的主角『呂新建』。中科創業案的幕後總指揮和總導演，由此被業內看成是『中國證券市場上能同時控制上市公司、操縱二級市場股價、影響輿論的三位一體的超級莊家』。

　　由於其公開材料有限，加上他在市場中經常隱姓埋名，並在股評界以『K先生』自稱，而且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清，尤其是在2001年1月案發前後，被北京市公安機關監視居住期間，仍然潛逃得逞，就更引起外界的種種猜測，被認為是『能量巨大』的『神秘人物』。

　　盡管呂梁公開學歷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悟性』卻是其周圍的人不能不佩服的那種。當年在文化圈已經小有名氣，而在中國證券市場初起之時便浸淫其中的呂梁，顯然對於處在轉軌期的這個市場的種種幼稚和弊病，當然同時包括其中的種種機會和誘惑，不能不說是一清二楚。

　　等到1998年，深圳的一位人稱『朱大戶』的本案另一主角朱煥良，再次找到早已認識而現在已是『人脈貫通、躊躇滿志』的呂梁時，似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兩人一拍即合。

　　雙簧演繹『烏雞變鳳凰』

　　持有近6000萬股康達爾(中科創業的前身，現在的ST康達爾，000048)股票的朱煥良，控制了總流通盤的90%。然而以飼料和養雞為主營業務、靠比鄰香港的地緣優勢維生的康達爾，由於1997年底香港的一場突如其來的『禽流感』，使公司業績大幅滑坡，也使朱深度套牢而不能自拔，無奈之下找到了『有辦法』的呂梁。

　　在『K先生』的戰略投資理論的蠱惑下，呂梁開始包裝康達爾，賜名『中科創業』，更改主營業務，並不斷向市場暗示其股東有關科技部下屬公司的高科技背景。隨後，從養雞場裡催化出的『中科創業』與當時已衝破百元的『億安科技』、『海虹控股』被市場並稱為網絡股時代的三大超級大牛股，被《中國證券報》公布為十大風險最小的股票之首，被道瓊斯選為中國指數樣本，被《證券市場周刊》列為『可以放心長期持有的大牛股』，一時聲名赫赫，大出風頭，『雞』似乎真的要變成『鳳凰』了。

　　誰拋棄了『金蛋』

　　此後盡管0048股票在市場上仍是『一片陽光燦爛』，但以中科創業為核心的莊網已開始『漏雨』。

　　從12月25日聖誕節開始，一直平穩運行的中科創業突然連拉了10個跌停版，股價一路跌至11元，逼近呂梁介入之前的股價，50個億的市值頃刻間縮水蒸發。其情景之慘烈，至今回想起來仍使人感到有點不寒而栗。牽涉到的54億多元的資金鏈從此斷裂，涉及到全國20多個省市的120多家機構的莊網至此破裂。判決只是個開始

　　2001年2月前後，在朱煥良和呂梁先後神秘失蹤的情況下，呂梁手下的直接幫手丁福根等人陸續落入法網。

　　丁福根等人的判決給中科創業案暫時畫上了一個頓號，離審理引發的熱鬧差不多一年又要過去了，而這場呂梁和朱煥良兩位主角依然缺席的宣判，使當初對中科創業案的討論，並沒有更多的新鮮內容，圍繞中科創業案的諸多疑團仍然有待進一步揭開。

　　僅就已宣判結束的丁福根等人來說，他們究竟在中科創業案中非法獲利多少？因為這直接涉及到在判決中對罪犯的罰款的多少，但法院的判決書上沒有給出一個更為清晰的答案。

　　即使朱煥良的操盤手朱水祥在近期也將得以宣判，如果仍然如丁福根等人的判決程序和結果，即使他所知道的朱煥良的內幕更進一步的揭開，恐怕依然是『並非明知故意』的自辯，而核心內容自然是『不得而知』。

　　還有就是，呂梁當初對眾多媒體透露的眾多的『北京機構』究竟是哪些？他們在中科創業案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呂梁的背後是否還有更大的『資本導演』？

　　朱煥良提現的11億巨款究竟有多少是國有企業的資金，股票質押貸款？這些損失如果朱始終難以就法，到底應該由誰來埋單？

　　當年6000多名被高位套牢的股民的慘重損失，難道就這樣交了『學費』？

　　如此種種看來，首批中科創業案的涉案人員的宣判，最多只是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