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一段時間以來，隨著中國作為全球貿易大國的崛起，國際上出現『中國向全球出口通貨緊縮』的議論，而日本、韓國與一些東南亞國家還正式敦促中國政府調整經濟政策，尤其是要求讓人民幣昇值，藉以抑制全球通貨緊縮。這一在國際上被不少人接受與認同的觀點，是有問題的。

　　首先，從經濟學名詞講起，通貨緊縮是指物價總水平(而非某單一或單類商品的價格)持續下降的現象。目前，全球經濟中並未出現普遍通縮，只有局部通縮。日本、中國內地與香港特區經歷了真正的通縮癥狀。但美國的CPI(消費價格指數)在2001年與2002年分別上昇了2.8%與1.6%，歐盟的CPI在過去兩年分別上昇了2.5%與2.2%，歐洲中央銀行至今仍視通脹而非通縮為主要風險。世界加權平均通貨膨脹率在2001年為4%，在2002年則初估為3.3%。既然全球經濟中未出現通縮，又根據什麼認為是中國制造並輸出了世界性通縮？

　　其次，只有當各主要貿易伙伴國貨幣之間鎖定在某一固定匯率條件下，中國纔有可能真正將源於國內的物價變化『有效』地傳播到其他經濟體。在上世紀除大蕭條時期，金本位制度使通縮波及了整個歐洲、北美與日本。在越戰時期，美國的高通脹率也通過IMF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輸出到多個國家。但是，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了浮動匯率制。中國最大的20個貿易伙伴當中，除香港特區因其聯匯制與馬來西亞是個例外，其餘皆采用靈活匯率。因此匯率的變化能夠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衝銷中國國內物價下滑對貿易伙伴國國內價格水平的影響。

　　第三，仔細考察行業細分數據，可以得知中國工業價格難以左右全球工業價格。中國出口的絕大多數制成品是勞動密集型、較低端的消費電子品等。在過去五六年中，這些制成品的價格下跌了約7%。然而，電腦通訊設備等工廠硬件的價格已下降了35%，半導體價格則下跌了45%。這些科技產品價格的下跌，主要是由於上游生產地如日本、美國、韓國等技術進步，生產率提高以及產能因大量投資而迅速膨脹所致，與中國在IT領域的生產與貿易競爭幾乎沒有關系。一個相反的事實是，因中國大量進口IT產品，中國的強勁需求反而幫助支橕了國際IT產品價格。同時，中國出口在其主要市場(一般為高收入國家)佔當地私人消費支出、投資支出和GDP的比重仍然很低，不能與高附加值的科技產品比重相提並論。所以，中國制造業產品雖然價格低廉，並呈溫和下降趨勢，卻不能對主要貿易伙伴國內價格總水平變化趨勢產生實質性影響。

　　最後，以鼓吹『中國輸出通縮』論最響亮的日本來說，日本的確呈現了較嚴重的通縮癥狀，因為中國向日本出口近10年來扶搖直上，佔日本市場份額由1990年代初的6%上昇到2002年的18%，僅居美國之後。於是乎許多經濟學家驚呼廉價中國貨衝擊日本市場，觸發了通縮。然而，日本的總進口值只佔其GDP的8%，中國向日本出口總值只有其GDP的1%。也就是說，日本人每100日元的消費中，只有1日元是花在中國貨上。無論中國貨是如何的低廉，中國對日本的出口是不可能引起日本國內物價總水平持續下降的。

　　事實上，正如通貨膨脹是一個貨幣現象一樣，通貨緊縮歸根結底也是一個貨幣現象。從宏觀計量研究發現，日本物價水平變化率與日本總信貸和廣義貨幣供應增長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這意味著日本通縮的根源在於其脆弱的金融體系導致信用緊縮與廣義貨幣增長大幅回落。

　　這場辯論對於中國經濟政策頗有啟示。

　　第一，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上昇，中國政府應充分估計到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與要求，並承認這種期望或要求的必然性甚至合理性。無論是在多邊組織如IMF、世界銀行、WTO或APEC，還是在各種民間論壇，中國應更積極、更主動地參與關於全球宏觀經濟政策的對話、磋商與辯論。同時，以後在經濟政策制定中，更要考慮『開放經濟』邊界條件，預估對貿易伙伴國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二，中國應正視國內面臨的通縮壓力。除了財政刺激，產業整合(即通過兼並、破產方式來消除過剩產能，扭轉產業價格與邊際利潤率下降趨勢)外，尤其要加快銀行體系重組，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保證創造寬松貨幣條件，以避免通縮。

　　國際上很多人認為中國政府人為壓低人民幣而造成了世界通縮，因此呼吁人民幣昇值。這種說法至少是牽強附會，中國可以置之不理。但中國有必要重新思考匯率的模式。美國大蕭條與香港過去五六年中的經驗皆表明，在固定匯率制下，治理通貨緊縮非常棘手。即使單從反通縮的角度來看，中國也應當早日讓人民幣重歸有管理的浮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