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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風險
目前全球大型銀行的資本缺口達1150億歐元,其中約700億歐元來自歐盟銀行業,佔比高達61%。而缺乏資本流動性可能會對歐元區各個成員國產生不利影響。歐洲央行計劃於2014年下半年對歐元區130家大銀行進行一次全面的壓力測試,目的之一是找出壞賬,因爲此類款項如今正困擾着歐元區銀行並阻礙着新信貸的流動。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表示,會根據評估結果調整現有的金融政策,以保證歐元區銀行業健康發展。德拉吉稱,若銀行不能滿足要求,他會毫不猶豫地讓其無法通過測試。Ricardo Garcia表示,去槓桿化、銀行業壓力測試和新的資本要求有可能讓原本就壞貸纏身的歐洲銀行業更加惜貸,這將限制歐洲大陸的經濟擴張。
西班牙將是2014年歐洲的一個關注點。如果能在1月底成功退出銀行業救助,那麼它將是第二個擺脫救助的“愛爾蘭”。不過,最新數據顯示,西班牙壞賬率在2013年10底再創歷史新高,由9月份的12.7%攀升至13%,這給歐洲銀行業的前景蒙上陰影。
在意識到銀行業風險依然緊迫的背景下,歐洲領導人正在加速建立銀行業聯盟。在歐債危機的系統性框架下,銀行業聯盟具有起承轉合的重要性,因爲歐債危機存在一個“實體經濟——銀行——主權債務”的惡性循環,構建銀行業聯盟的重要意義之一就是切斷銀行業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之間的惡性循環,將有效地強化歐盟的銀行體系,恢復市場對銀行業的信心,促進就業。不過,目前來看,由於德國的條件苛刻,成立銀行業聯盟的進度很慢。
評級機構落井下石
國際評級機構標普2013年12月底將歐盟的長期發行人信用評級從AAA下調至AA+,同時確認歐盟的短期信用評級爲A-1+,評級的展望爲穩定。理由是歐盟財政狀況有所惡化,且成員國的凝聚力在減弱,尤其在財政預算方面的分歧較大。
國際三大評級機構穆迪、標普和惠譽在債務危機爆發後,頻繁調降歐元區國家信貸評級,致使歐盟擁有AAA評級的成員國數量折半,2013年11月29日,標普下調了荷蘭的AAA評級,使得歐盟目前僅有6個國家擁有最高信譽評級,加劇了投資者對歐盟的緊張情緒。
國際環境不確定
目前,世界經濟處於危機後的轉型期,有利和不利因素交織。首先,隨着消費信心穩步增長,美國經濟發展的動力進一步增強;其次,歐洲整體經濟正在步出債務危機陰影,並有望在2014年脫離衰退泥淖實現正增長;第三,日本在“安倍經濟學”作用下實現較快復甦,經濟發展動力有所增強。不過,2014年世界經濟還面臨諸多挑戰:一是美聯儲退出QE3的可能性日益加大,將給國際金融體系帶來巨大沖擊,並可能引發新興經濟體資金的大規模外逃;二是歐洲、日本仍然面臨如何解決不斷攀升的政府債務問題;三是主要新興經濟體發展勢頭不斷趨緩,並可能引發地區經濟動盪。這些因素都將影響歐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私人債務繁重
IMF研究發現,相比鉅額的公共債務,沉重的私人債務對歐洲經濟增長更加不利。當借貸超出收入,很多家庭會削減他們的開支,而家庭開支正是GDP的主要構成。過度槓桿化的公司放棄了投資,並將重點放在通過還貸收縮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銀行則由於債務侵蝕了資本,而變得更不願意放貸。這些不良趨勢彼此強化,增加了對經濟增長的整體拖累。由此可見,歐盟在2014年必須在減少公共債務的同時,也應該將私人債務佔GDP的比例下降。
據悉,目前歐元區私人債務繁重的國家包括盧森堡、愛爾蘭、塞浦路斯、葡萄牙、比利時、荷蘭、馬耳他和西班牙。比利時和盧森堡因跨國公司的存在,企業私人債務繁多,私人債務幾乎爲本國GDP的220%,小國馬耳他也有接近220%的負債。另外四個已經不得不接受救助的國家中,私人債務水平同樣高企:塞浦路斯和愛爾蘭超過了300%,葡萄牙大約爲255%,西班牙爲215%。而私人債務只有下降至GDP的160%至200%纔算安全水平。
換屆因素
政治風險也可能阻斷經濟復甦。2014年,歐洲議會將舉行選舉,歐盟機構領導人也將換屆。分析人士指出,許多歐盟機構官員和成員國官員都表示有意在歐盟新領導班子中謀求職位,換屆因素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歐盟繼續推進經濟治理的努力。
羅斯義認爲,數年來歐元區經濟幾乎停止增長,加上財政緊縮政策破壞了較好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這引發公衆對歐洲政界的不滿。在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選民預計將拋棄主流政黨,屆時包括極右和極左派黨員的反對黨預計將獲得較高支持率。此外,意大利2014年上半年可能舉行早期選舉,如果順利形成新政府,那麼發展勢頭會繼續,然而,由於貝盧斯科尼因素,議會懸浮,國內政局可能影響經濟復甦。
德國的救助將仍舊有限。近年來,德國在對歐盟危機國家的救助中,通過輸出其財政紀律理念,成功塑造了歐債危機中“歐盟領導者”的形象。默克爾第三次連任總理一職,與社民黨組建成“大聯合”政府,如何進一步化解歐債危機,是新政府面臨的最棘手也是最緊要的問題。然而,如何督促危機國家繼續結構性改革和財政緊縮仍是個難題,且德國自身問題重重,比如,大聯盟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有可能傷及勞動力和商品市場,並加重財政負擔。能源改革和難民問題也是新政府未來面臨的難題。此外,德國國內人口老齡化、與實際生產力日益不匹配的高福利制度、醫療衛生體系改革等都是新政府需要逐步解決的問題。由此可見,國內執政壓力會分散德國救助歐元區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