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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裏的燈光褪去後,人們的視線從《中國合夥人》的“新希望”(以新東方爲原型)的勵志創業故事,又漸漸回到新東方遭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調查”、“渾水做空”、關閉教學點……的現實面上來。
“大家看《中國合夥人》,本來三個人打架,突然上市了,三個人就和好如初。真的是這樣嗎?絕對不是。”在“第三屆中國民辦培訓教育行業發展高峯論壇”上,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俞敏洪毫不諱言稱,“我到今天還對新東方上市感到後悔。”與以前“後悔上市”“說說而已”頗爲不同的是,坊間盛傳,已有PE與新東方密切接觸,洽談“私有化”事宜。
所謂“私有化”,就是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把小股東手裏的股份全部買回來,擴大已有份額,最終使公衆公司變爲私人公司。在這方面,俞敏洪出手也很快。據公開財報披露,截至2012年10月20日,新東方高管已經完成3300萬美元的股票回購。緊接着,新東方董事會又授權公司在2013年4月29日至7月31日之間,回購價值最高達5000萬美元的股票。
相比股價1美元左右提出私有化的安博教育,新東方現在20美元左右的股價,對於實際控股股東來說,回購股權價格似乎太高了。而新東方公關人員也照舊語焉不詳,“公司內部尚未提及‘私有化’事宜。”
閃爍其詞背後有何深意?俞敏洪究竟想不想、能不能讓新東方私有化?
“大而美”的破滅
6月6日上午,烈日炎炎的廣州,南都記者來到五山路華晟大廈的新東方報名點,現場只有一名前臺人員,沒什麼人進出。南都記者又來到位於五山科技廣場的新東方校區,該校區緊靠華南理工大學,除了接受諮詢和報名外,還設有上課教室。不過這裏同樣寂靜無聲,走廊上標明爲“教室”的幾個房間均關着門,未見有學生出入。南都記者又來到新東方位於城建大廈的V IP學習中心,情況也大致相同。
“寒暑假的時候纔是旺季。”一位新東方員工向南都記者表示。不過,物業租着,人員僱着,電燈開着,分分秒秒都是錢。作爲一家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新東方(NYSE:EDU)的財務狀況自上市的那一天起,便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成本與營收上的變化,人們都看在眼裏。潮起潮落,冷暖已不只是自知。
4月24日,新東方公佈的2013財年第三季度(2012年12月-2013年2月)財報顯示,淨利潤2800萬美元,同比增加25%。而此前一個季度新東方剛剛經歷了虧損,利潤爲-1577萬美元。作爲扭虧爲盈的代價,新東方董事會主席兼CEO俞敏洪表示,當季共關閉22個教學中心,同時新開11個學習中心,累計裁減了1200名員工。
大幅收縮戰線,這像是對資本市場盈利要求所作出的妥協。而事實上,新東方收縮之前的大擴張,也是另一種性質相近的妥協。
新東方官網資料顯示,截至2012年5月,新東方在全國49個城市設立了55所學校、7家產業機構、32家書店以及600多家學習中心,累計培訓學員近1300萬人。但“僅僅是過去的4個季度,新東方就開設了238家學習中心。單季的學校數量增長超過40%”。長期關注教育產業的分析師李瑩用“非常恐怖”形容新東方的擴張速度。
顯然,新東方曾希望通過快速擴張,做大整體銷售額,從而擴大市場份額,提升整體的經營利潤,取悅資本市場。但不想適得其反。
“以前新東方大班可以做到400-500人的規模,開班的成本僅爲3000元左右,差不多是中小機構的一半。但現在,市場需求變了,大班能做到100-200人的規模就很了不起了。”新東方講師馬華(化名)說,學生越少,老師、房租的單價成本就越高,利潤自然就被攤薄。
俞敏洪事後總結說,新東方新近開了200多個教學點,“過去十九年只開了500個教學點都不到,大家想想增加了多少租金的投入以及人員的花費?大家馬上可以看到它給新東方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從前年的下半年到去年的上半年,新東方一正一反虧損四個億人民幣,當然整體上新東方還是賺錢的,但如果沿着這個方向持續走下去,新東方三年就被折騰完了。所以,發展並不等於‘大就是好’。”
“教育是長期的事,盈利是短期的事,兩者本身就是相違背的。”談及爲業績而擴張,又因業績而收縮,北京大學金融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祕書長黃嵩向南都記者表示,這種壓力很大,還會導致教育質量、培訓質量或公司產品的質量下降。
同時身處於教育行業和資本市場中的新東方,如何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不止新東方,很多已上市或想IPO的國內教育機構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如何解決?在新東方高管的相關言論中,出現頻率最高的當屬俞敏洪常掛在嘴邊的“後悔上市”。
那麼,有“後悔藥”嗎?有,私有化。
後悔上市
“新東方上市,帶了一個好頭,也帶了一個壞頭。”在2011年3月的“首屆中國民辦培訓教育行業發展高峯論壇”上,俞敏洪由新東方上市後的種種變化談起,深刻反思了當前民辦教育存在的諸多問題。業界普遍認爲,當時新東方已上市數年,俞敏洪看透了其中的利與弊,於是“語出驚人”。但實際上俞敏洪口中的“後悔上市”對於新東方人來說,早已是舊聞。
“新東方上市對整個集團影響都挺大的。”曾在重慶新東方工作的趙先生告訴南都記者,新東方上市後不久,自己去北京集團培訓時就聽老俞在大會上提到,對在納斯達克上市感到非常後悔。
南都記者多次撥打俞敏洪手機,一直無人接聽。此外,新東方集團執行總裁陳向東也以“對外發布信息、觀點有嚴格的把關程序,需走公關途徑”爲由,婉拒了採訪。南都記者聯繫新東方公關部門,相關負責人表示暫時安排不了俞敏洪接受採訪,並建議從俞敏洪及新東方其他高管的公開言論中尋找答案。有意思的是,由所謂“高管言論”所構成的“答案”,瀰漫着矛盾的氣氛。
今年3月,爆出2013財年二季度虧損的新東方傳出消息稱,俞敏洪正在和阿里巴巴洽談,考慮對新東方進行私有化。緊接着,新東方股價連續三個交易日大幅上漲。但對此陳向東卻迴應媒體稱,“完全是無稽之談。”到了2013財年第三季度財報公佈時,新東方CFO謝東螢又在分析師電話會議上承認,新東方2012年考慮過退市,稱再IPO並不困難。
而就在不久前的“2013中國民辦培訓教育行業發展高峯論壇”上,俞敏洪仍在和上市“較勁”:“到現在爲止,我也認爲上市不是新東方最好的選擇……我一直認爲,如果我不上市的話,今天的新東方將會更好。”
綜觀“新東方私有化”的言論,揣測的多,落實的少。對於私有化甚至私有化的想法,其實俞敏洪本人未曾提及。
VIE談虎色變
俞敏洪和新東方的故事具有特殊的氣質———草根、曲折,在特定的時間與大環境中,夢想照進現實。實際上,“上市”、“私有化”這類資本市場上的事,只有利益間的糾葛,要求絕對的理性,哪有電影中那麼瀟灑。去年新東方遭遇的“SEC調查”及“渾水質疑報告”這兩枚重磅炸彈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例子背後呈現出的“死結”更令人畏懼。
2012年7月11日,新東方宣佈,其已通過簡化“北京新東方”的股權結構進一步強化了公司的企業架構。公開資料顯示,北京新東方是新東方的可變利益實體(VIE),在股權結構簡化前,主要由11位註冊股東持有。而調整後,北京新東方股權已全部轉移到俞敏洪控制的實體下。
這一動作引起了SEC的警覺。六天後,新東方在四季度財報中稱公司於7月13日收到SEC關於VIE股權變更的調查函。當日,新東方股價暴跌34%。
新東方內部人士透露,此次VIE結構調整最早是由俞敏洪主動提出,理由是“這10位老股東已經淡出,如果繼續維持原有股權結構,可能給公司在年檢、簽署協議、管理賬號等方面帶來不便”。從新東方歷年年報可知,這11位原始股東除俞敏洪外,都已不再出現在上市公司的股東欄中。而從2011年11月到2012年5月,10位離職股東先後簽字完成轉讓,公司也完成相關登記。
儘管新東方方面強調,VIE結構調整是在幫助境外新東方的股東,加強對新東方的控制。但是,“對於VIE結構的上市公司,董事局席位的調整事關重大,它可以影響‘控股合併’等事項。”某外資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黃敏(化名)告訴南都記者,或許,SEC更擔心,VIE股權由俞敏洪一人掌控後,是否切斷VIE與海外上市公司的聯繫,只取決於俞敏洪一人。11個股東至少能夠起到互相制衡的作用。
據說,SEC當時把新東方查了個底朝天,調查員飛到北京若干次,將新東方歷年來涉及股權的幾千份合同全部翻譯成英文;拆走了高管的電腦硬盤,將其中文件全部拷出來。郵箱裏的電子郵件也全部打印出來,哪怕是已刪除的郵件,也要用特殊的手段恢復,俞敏洪個人郵箱裏三萬多封郵件,調查人員每封都看了。
“這其實跟當時的大環境也有關係。”黃嵩解釋,其一是馬雲的支付寶VIE事件,“美國人會覺得名字響噹噹的馬雲上過《財富》雜誌,應該算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企業家了,最後都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他們會想,你新東方是不是也想做這樣的事情?”其二,馬雲提過這是個“潛規則”(指VIE協議控制),於是當時出現了很多說法,諸如VIE不合格不合法之類。這樣一來美國的投資者也好,監管機構也好,對VIE三個字自然談虎色變。“結果新東方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V IE結構調整,加上俞敏洪天天喊上市後悔,SEC豈能不緊張。”
新東方高管也曾多次公開發表言論稱,“VIE事件,新東方與支付寶是兩回事。”但在美國人看來,VIE就是中國公司赴境外上市的主要手段,細節的差別,他們並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