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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經濟增長態勢放慢的過程中,原來沒有暴露的問題都會暴露出來,這就像一段“陣痛期”。這個時候要考慮,我們能否挺過這段“陣痛期”,借這個機會把該淘汰的都淘汰掉,奠定更好的後續發展基礎。
最近兩年,中國經濟發生新的變化,出現一些新特點,最突出的是經濟增長速度呈現趨勢性放緩,經濟結構調整的積極效應正在顯現,經濟轉型的動力增強,壓力加大。世界經濟也在發生一些變化,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影響比較大的變化主要有: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實施重振製造業戰略,新興經濟體發展態勢強勁,新一輪技術創新和產業革命孕育着突破,等等。下面從國內外經濟形勢的這些新變化切入,來看看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新一輪的機遇和挑戰。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面臨哪些新機遇?
第一個機遇:新的區域增長極和產業升級動力正在生成。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其實正在發生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現代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相當活躍,近兩年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一直處於擴張期,2013年以來這種態勢仍然明顯延續。中西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效果凸顯,新的區域增長極正在形成。在東部工業增加值、出口利潤和財政收入等指標明顯下滑時,中西部一些省份和城市的這些指標卻逆勢上揚,甚至大幅度上升。產業遷移促使要素流動,有利於矯正扭曲的市場價格和效益分佈狀況,催生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新動力。製造業技術創新和轉化應用能力有所增強,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逐步提高。同時,全社會就業總量並未減少,相反還在擴大,去年經濟增速慢於8%,但城鎮新增就業超過年初預期目標366萬人。正是由於產業結構、區域佈局和增長動力的這些新變化,我國才能在經濟增速放慢的情況下擴大就業容納量。
第二個機遇:我國的市場迴旋餘地大,綜合競爭優勢明顯。在這種情況下,新技術和產業容易形成規模經濟,應用新技術的成本會迅速下跌,成本下跌就可以促進產業化、商業化、規模化。當前,我國土地、資源、環境、勞動力等綜合成本確實在上升,但爲什麼又說中國綜合競爭優勢是明顯呢?去年我們中心的外經部在全國對幾百家國內外企業做問卷調查,讓它們對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做一個投資環境評價,時間段分爲過去、現在、未來,各是五年,滿分是10分。結果中國的評分高達8.5分,其他新興經濟體6.5分,評分曲線都是上揚的,我們中國的上揚比它們高2分。有12項指標,其中除了對勞動力成本和水電成本上升的評分爲下降之外,其他10項指標評分全部是上升的,包括生活環境、社會環境、市場環境、基礎設施條件、產業配套環境、政府服務效率,還有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等。這表明我們的綜合競爭優勢仍然明顯。
雖然我國勞動力數量增長速度放慢了,甚至絕對量減少了,但是這麼多企業肯定並繼續看好中國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可見,不能簡單說年輕勞動力減少,人口紅利就沒了,而勞動力素質提高則是我們新的人口紅利來源。在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當中,勞動力素質提高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我國的市場規模和迴旋餘地這麼大,又有這樣明顯的綜合競爭優勢,我們應該利用好這些積極因素,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第三個機遇:地區分工和產業佈局將展開新的重組。我國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匯成四股潮流,居民消費結構由溫飽型向小康型升級進程持續活躍,投資和消費兩大內需十分旺盛。中西部和東部的差距,也是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中西部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一些資源型城市加快產業轉型,新的市場需求和後發優勢孕育積累,產業梯度轉移的戰略縱深不斷拓展。“十二五”期間,突出環境約束、民生改善和創新驅動的轉型導向日益鮮明,支持結構優化、實體經濟發展和有利於構建生態文明的財稅金融改革、資源價格改革,以及鼓勵競爭的改革,亦將陸續配套推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分工、市場需求、產業關聯、制度環境等都將繼續發生新的變化。
第四個機遇:產業組織和供應鏈將發生新的整合。在新技術和新市場的引導下,原有的工業門類可能演化爲生產性服務業,傳統的服務業可能整合爲新型的服務業,製造業的核心業務可能越來越趨向於精、專、強,而原來的非核心業務可能越來越獨立爲新的經營實體,甚至發展爲新的產業形態。產業分工形式、上下游供應鏈、產業組織和產業生態環境都可能發生新的調整重組,進而影響企業到哪去投資,以及用什麼樣的商業模式和贏利模式,來應對這樣一些變化。誰能夠認清轉型過程的客觀趨勢、經濟技術規律和體制變革方向,從中發現機遇,把握好產業的市場定位和分工定位,順勢而爲,誰就能在轉型中成爲領航產業或行業領頭羊。
第五個機遇:新興經濟體合作潛力很大,前景看好。經過多年快速發展,新興經濟體活力增強,科技實力正在改善。它們內需潛力大,新技術的市場空間廣闊,在傳統技術和工業上的沉澱成本小,人口紅利明顯,創新所需的人力資源潛力不可小視。新興經濟體完全可以成爲第三次產業革命的生力軍。在區域和雙邊活動中,新興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各具特色,以自由貿易區爲主要方式的區域合作方興未艾。在應對危機中,它們主動加強合作,有利於形成穩定的全球經濟格局。我國經濟與其他新興經濟體有很強的互補性,我國工業對它們的市場適應性和就業包容性也有突出優點,向新興經濟體“走出去、紮下根”大有可爲。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面臨哪些新挑戰?
第一個挑戰: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導致“速度型效益”大幅縮水,加劇財政金融風險。這可能導致不少地方和企業原有的贏利模式被沖垮,原來佔有的市場中心,或盈利的主要來源,現在可能整個被打亂。“速度型效益”加速縮水對地方政府帶來的挑戰十分嚴峻。一些地方原有的財政收入來源不再可靠,例如土地批租收入急劇下滑,又沒有新的利稅來源,特別是正常可持續的稅收來源,經濟高速增長期間掩蓋的財政窟窿明顯暴露,產業發展生態嚴重惡化。
第二個挑戰:國際競爭加劇,市場重心可能轉移。美歐日實施重振製造業戰略,會影響中國傳統優勢市場,我們如果進行同構同類競爭,就要考慮在技術水平、產品研發投入方面有沒有競爭力,我們怎麼樣通過品種或市場佈局的調整,來形成差異性競爭,保持我們原有的競爭優勢。跨國公司仍然看好中國市場,並實施研發本地化、製造本地化和市場本地化的新戰略,在我們家門口形成直接競爭壓力。現在發達國家的投資貿易保護措施名目繁多,除了反傾銷、反補貼、技術壁壘,還攻擊中國搞國家資本主義,進行不公平的競爭,等等,跟着拋出相應的貿易投資規則,對我國產業發展形成新的牽制。
第三個挑戰:產業結構調整面臨的資源環境約束明顯增強。我國在國際上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強度要比2005年減少40%-45%,“十二五”規劃也對減少單位GDP能耗和碳排放規定了必須完成的約束性指標。突出環境約束,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鮮明特點,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提出新的約束條件,中西部地區傳統產業比重大、資源密集、環境脆弱,面臨的轉型壓力更大。
第四個挑戰:綜合成本上升,傳統產業的盈利空間急劇縮小。這和“速度型效益”縮水是密切相關的。大家都感同身受,地價、水電價、資源價格、治理污染的代價、勞動力成本和融資成本都在上升,壓力有增無減,這是企業反映最大的難題。由於外需下降,傳統產業原來靠出口能夠盈利的空間也受到擠壓。所以,社會上關於減稅的呼籲很強烈。現在推出的“營改增”,逐步擴大營業稅改爲增值稅的範圍,正是在考慮減輕企業稅賦,增強企業活力和技術改造發展後勁,鼓勵服務業發展,引導產業結構調整。當然這方面還有很大政策空間,並不是說到此爲止了。
第五個挑戰:行業利潤分配嚴重失衡,導致產業結構調整方向混亂。近些年來,許多加工製造企業紛紛“轉型”,轉到股市、樓市去投機,美其名曰“經營模式創新”。不願意做實業、特別是加工製造業的人越來越多。這種畸形的要素流動,根本上是行業利潤信號嚴重扭曲導致的。要改變這種局面,涉及完善競爭政策、財稅政策、金融政策,還有改革資源價格。至少這四個方面的政策要協調推進,才能校正行業利潤信號,正確引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
最後一個挑戰:挺過“陣痛期”與追求短期目標的矛盾。在我國經濟增長態勢放慢的過程中,原來沒有暴露的問題都會暴露出來,這就像一段“陣痛期”。比如“速度型效益”嚴重縮水,導致財政金融風險暴露;又如利潤分配嚴重失衡,導致沒人願意去發展實業,在經濟高漲的時候它們都被掩蓋起來。同樣,經濟高漲時人們也不覺得產能有什麼過剩,該淘汰的落後產能還在開足馬力。而在經濟增速出現趨勢性放緩的情況下,原有的深層次矛盾必然會水落石出。這個時候要考慮,我們能否挺過這段“陣痛期”,借這個機會把該淘汰的都淘汰掉,奠定更好的後續發展基礎。經驗表明,短期目標很容易被追求,優勝劣汰的時機很容易被延宕,該淘汰的很容易死灰復燃。爲了克服積重難返、尾大不掉的難題,我們始終需要面對如何遠近兼顧,作出更爲積極的選擇。
(作者爲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