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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經濟中的運算和公式將越來越少,嵌入文化背景的程度將相對提高。21世紀的教科書中,文字和模型比描述性的參數和圖表的比例更大,這點與20世紀是相反的。經濟學系和商學院將要講授更多人類學的內容,進行更多的文化研究。這不是說要減少數學和計量經濟學的比重,而是在它們的基礎上增加內容。
偉大的學者坐在辦公室裏就能創造新的理論,並且徹底變革經濟的思考方法,這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閉門造車”早在18世紀、19世紀是可能的,或許上一次在20世紀,也就是凱恩斯時代還有可能,但在21世紀的今天將不再現實。
凱恩斯關於市場經濟機制和經濟形勢影響機制的鉅作寫於1935年,翌年出版發行,這部重要作品對20世紀經濟思想的演變產生了最重大的影響。
但要是在經濟事務多樣化的今天,他是寫不出這樣的作品的,或是到了高層次的總結歸納時他也將無法進行下去。
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對比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爲如今也再沒有愛迪生和伊士曼[編者注:喬治·伊士曼(1854-1932):美國發明家和工業家,柯達公司創立人和膠捲發明人]出現,今天已經不再是天才的發明從車庫裏橫空出世的時代了。
現在是大型研發中心的時代,項目往往跨學科、規模龐大、花費巨大並要歷時多年。當然,如今偶爾也會出現一些天才,他們非常靈巧。如果他們生在經濟領域,將是大家之幸。
未來經濟學中的公式越來越少
這些想法能得出不容反駁的結論,那就是未來的經濟一定是非傳統的。儘管各個經濟學流派強調其獨特性,但傳統經濟學的時代已不復存在。
有些經濟學家頑固地認爲,自己的模型是唯一合理的,更糟的是,他們還認爲,模型適用於時間和空間中看似相同的各種情況。這些經濟學家往往都錯了。
我們研究的事物是複雜的,環境、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技術各種現實無處不在,所以內在的各種關係也非常複雜,而這些關係往往是理解、描述事物的前提。
瞭解現在的情況需要多線程,擯棄傳統主流經濟學(有人樂意用英式英語稱其爲主流經濟學),使用“異端方法”代替過時的學說。你無法再使用傳統的、神聖的“武器”了,因爲現實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未來經濟中的運算和公式將越來越少,嵌入文化背景的程度將相對提高。21世紀的教科書中,文字和模型比描述性的參數和圖表的比例更大,這點與20世紀是相反的。經濟學系和商學院將要講授更多人類學的內容,進行更多的文化研究。這不是說要減少數學和計量經濟學的比重,而是在它們的基礎上增加內容。這一觀點在未來將越來越凸顯,今天的建議會變成明天的利器。
超級計算機無法消除市場失靈
有些經濟學家把希望寄予行爲經濟學加傳統宏觀經濟學,認爲前者可以成爲改進後者的工具。
如果這其中真能有創造性的東西產生,宏觀經濟政策也許會少一些失誤。但這也會導致經濟上的作繭自縛,使我們偏離正道。
我一直認爲,如果無法更好理解合理性缺失的行爲證據,我們就無法理解經濟政策中差錯的根源。然而,我也堅信,僅靠基於行爲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的行爲模型是無法使政策制定優化的。
優秀的經濟學家可以不依賴複雜的行爲經濟學模型,在美國中央銀行未封鎖經濟危機證據的前提下解釋美聯儲的失誤,以及應當採取怎樣的政策防止今後發生類似的災禍。我們也可能再次受到形式戰勝內容的威脅。
因爲我們經常不夠理性,行爲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爲應該爲不理性或不夠理性的行爲建立理論,而不是堅持我們應當保持理性,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化的概括。
計算機化就是很好的例證,我們一方面使用更多更好的數據,另一方面又在利用從物理學到神經科學所取得的科學成果。這可能導致神經經濟學的產生[編者注:指近年在美國,一個由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創建了一門新學科——“神經經濟學”(Neuroeconomics),其要旨是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觀察人腦的深層狀態。研究發現,人們之所以會在經濟行爲中產生非理性決策,與人腦的神經生理結構相關]。
理論經濟學將來會不會只是實證經濟學的工具?我們在朝這個方向發展嗎?現在越來越多的情況是,你不需要對研究目標進行假設,因爲可以使用事實上廣泛存在的經驗主義進行論證。
在美國,有人會說研究目標的所有信息都可以在某塊硬盤上找到。事實上,不是所有信息都在某一塊硬盤上,而且我們通常不知道是在哪塊硬盤上,但較之以往和現在,經驗主義的研究領域正在迅速擴大。
有趣的是我們是如何兜了個圈又回到原點,像中央計劃經濟時代,再次對巨型超級計算機的能力寄予厚望。儘管現在已經越來越難見到集權經濟時代的老人了,他們曾夢想擁有今天巨型超級計算機的計算能力對市場進行最優規劃,許多經濟學家相信中央電腦計算在未來將逐漸減少甚至消除市場失靈。這在某種程度上會發生,但經濟思想朝這個方向演變是不太有前途的,因爲電腦再能算也架不住經濟學家還會誤算。
現在的經濟學一定是跨學科的
在有些事情上,不僅要觀察別人如何計算,還要看人家如何創新。維弗雷多·帕累託(1848—1923)是他那個時代重要的經濟學家[編者注:維弗雷多·帕累託,意大利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對經濟學、社會學和倫理學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貢獻,特別是在收入分配的研究和個人選擇的分析中。他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並用無異曲線來幫助發展了個體經濟學領域],他的理論在今天還會用到。他曾說,如果他不知道西紅柿的價格而這又是解決複雜多級方程式組的必要參數,他就會讓管家去市場上了解西紅柿的價錢。
現在只看市場貿易情況,然後把數據放入複雜的計算機模型,再計算結果,這已經不夠了。我們還應該質疑,不斷循環使用經驗主義方法和理論方法,不僅要知道如何計算,還不要忘了計算的內容和原因。
經濟學一定是跨學科的。這一論斷乍一看也許讓人吃驚,經濟學如何能成爲跨學科的學科呢?
是的,也許現在我們還不能把經濟學說成社會科學學科,而只說是跨學科的經濟學,或者如果你願意,說成是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經濟的過程。原因是學科交叉時會出現很多情況,而且會越來越多,那纔是最有趣的。
經濟和社會交叉時,我們研究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和歷史學;社會和政治交叉時,我們研究政治學和權力社會學;經濟和環境交叉時,我們研究生態學;經濟和文化交叉時,我們研究人類學等;經濟和科技的關係是管理學特別關注的內容,也已是經濟學的一部分。這樣的交叉越來越多。
爲了不忽略重要的學科交叉,我們需要尋找一副合適的眼鏡,而不是被片面理解的傳統經濟演講中學者的眼鏡。如果我們同意思考能創造未來的話,那麼我們也應該同意跨學科思考能創造偉大的未來。我們應從整體上,特別是要從與管理的關係上,好好研究經濟學。
(翻譯:張璐晶)
格澤高滋·W·科勒德克
波蘭前副總理,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經濟發展研究機構及歐盟高級顧問,現任波蘭華沙科茲明斯基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波蘭智庫主任。2012年1月起,爲《中國經濟週刊》撰寫專欄“科勒德克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