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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談談我對幸福的感覺,跟經濟改革沒什麼實際關係,所以說我因爲一個做具體企業工作的人,比較能談的事兒主要還是企業的微觀管理,那麼今天我就想就這個問題談談我自己的看法。
我們每個人由於年齡、性格、我們閱歷的深淺、處於的環境的不同,對幸福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樣的,我自己作爲一個白手起家的創業者,然後後來變成了一個企業家,那麼什麼事兒能讓我覺得幸福呢?
我談兩點吧,第一點就是對我來說,在人生存的基本條件滿足以後,不斷設立新的追求目標,這個追求的過程和達到目標後的愉快,都會讓我感到幸福,就是不斷地設立新的目標,這個追求目標的過程和實現目標後的愉快都會讓我感到幸福。我們聯想在1984年成立的時候,是在一間小平房裏成立的,出來的時候真的什麼都不懂,完全不知道應該怎麼做,用我們自己的講話是屬於一個叫做蒙着打的階段。
在這個蒙着打的過程中,我們先發明瞭,先就是賣過電子手錶,也賣過旱冰鞋,被人騙走了很多錢。後來我們發明了聯想漢卡,裝在了電腦上來促銷電腦,結果發現促銷電腦的利潤比賣聯想漢卡的利潤還高得多,於是我們就走到了代理的隊伍裏面去。當我們逐漸地熟悉了代理的這個業務以後,我們就下決心想自己能不能成爲有自己品牌的電腦。前面那一段比如說賣旱冰鞋、電子錶、怎麼去給人當代理,那個時候是所謂蒙着打的。但是到後來要樹立自己品牌的過程,這個裏面就開始有瞄着打、想着打的過程,這裏面就有一個不斷設立目標的過程。
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想設立一個自己品牌的電腦,實際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在做代理的過程之中,逐漸摸索了什麼是市場,怎麼去做促銷、做經營等等,覺得我自己又是計算所出來的,覺得我們有能力做自己品牌的時候,其實會遇到了很多的困難。
第一個困難就是國家當時不給我們生產批文,因爲在計劃經濟的年代,那時候你是要想做生產廠家的話,需要拿到國家的批文的,當時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跟我們科學院的副院長講,說我們國家已經引進了80多條生產線了,所有的生產線都是虧本的,爲什麼還要再給你們引進呢?因此就拿不到這個生產批文,拿不到生產批文於是我們就要想很多辦法,比如說繞道在香港,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小的企業,在那兒開了一個作坊可以能夠生產主機板的,然後我們主機板在拉斯維加斯展覽的時候,被國內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發現了,那麼多外國企業裏面還有一家中國的公司在那兒賣主機板,於是我們就得到了生產批文。
後來我們在香港由一個小的作坊,逐漸地生產出了產品質量合格的主機板,但是香港那個地方的成本越來越高,我們又把作坊搬到了深圳逐漸變成一家工廠,然後質量又如何不好,怎麼樣去調整質量、改進性能,怎麼樣用高價外匯買回來合適的元器件等等。當時能形成一個自己品牌的電腦,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這確確實實每做一步的時候,離我們的目標逼近一步的時候,那真的是一種非常愉快的感覺。
到了1990年、1991年的時候,我們有了自己品牌的電腦。但是到了1994年前後的時候,我們國家以前是保護所謂民族品牌的,這種保護當然實際是不可取的,因爲怕這個外國的電腦進來以後衝擊了中國的民族品牌,當然不是主要衝擊我們這樣的,主要是衝擊我們國家投資的像長城這樣的大的國有企業,因爲國家投了很多的資,希望我們自己的這個品牌能夠健康生長。誰知道由於你一保護的結果,結果電腦的價格又貴、質量又差,影響了各行各業對電腦的使用,因此國家後來就放開了,就把這個批文取消了,進口過去是要批文的,把批文一取消,把進口的關稅一降低,這時候外國的電腦就大批量地引進了中國。這時候我們剛剛有了自己的品牌,馬上就會被人家湮滅,在當時是在1994年前後的時候,我們佔中國市場一個非常非常小的比例,IBM、康柏等等進入到中國來以後,我們就會受到非常大的衝擊了,我們應該講無論從技術、資金這些角度上,跟這些外國的大企業比,真的是小舢板和航空母艦這樣的比例,這麼比真的不爲過,差得太遠了,但是我們竟然就從佔整個市場的2%一直打到了2001年的時候,我們佔了中國市場的27%,佔了一個絕對第一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