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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陰霾逐步散去,外貿增速將回歸常態
記者:國際大環境對我國的進出口影響顯著,5月份出口增速爲15.3%,進口增速爲12.7%,您如何解讀這一數據?
滕泰:五月份的進出口雙雙創歷史新高,當月出口1811.4億美元,增長15.3%;進口1624.4億美元,增長12.7%。1~5月,對歐洲和日本出口維持較低水平,但中美雙邊貿易總值爲1900億美元,增長12%。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爲1537.4億美元,增長9.2%。同期,我國與俄羅斯和巴西雙邊貿易增長較快,分別爲363億和332.3億美元,增長24.4%和10.9%。
顯然,誇大歐洲形勢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和抑制作用是不必要的。從出口的地區結構看,前五個月我國對歐洲出口佔全部出口額的比重不足15%,而對亞洲和北美洲的出口則呈上升之勢。在這樣的貿易格局下,歐債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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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對外貿易恰恰是“西方不亮東方亮”。對美國、俄羅斯、東盟等國家和地區出口的回暖,成爲抵消對歐洲出口需求放緩的重要力量。
在出口陰霾逐漸散去、外貿增速回歸常態之際,中國對外局面正在悄然發生變化。譬如:貿易順差減少,熱錢流入放緩,外部經濟失衡問題正在得到顯著改變;人民幣匯率結束了長期單邊升值的階段,開始雙向寬幅波動;對外政策上重新調整了進出口戰略,修訂了利用外資政策,放寬了人民幣匯率浮動範圍,等等,中國對外開放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展望2013年,美國經濟繼續復甦,尤其是製造業庫存回補,將帶動未來出口增速回升。對東盟、俄羅斯等區域出口有望繼續增長。預計2013年全球貿易量將大幅回升至2011年的水平,中國出口形勢有望進一步好轉。
底部拐點已顯,穩增長、促改革迎來好時機
記者:如您所判斷的,當前“三重陰霾”已層層散去。那麼,這是否意味着中國經濟正在開啓新的週期?
滕泰:可以這麼說,也可以說是舊經濟的新週期。
首先,貨幣和信貸對經濟的影響正在由收縮轉爲擴張。本輪經濟的下行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比如貨幣緊縮調控大體從2010年四季度開始,而連續五個季度緊縮政策正是造成經濟增速連續六個季度下行的主要原因。雖然去年四季度開始的“預微調”力度不夠明顯,但是目前貨幣政策已經明確轉向寬鬆,因此貨幣和信貸對經濟的影響有望由負變正,經濟在短期內企穩並有所改善的條件已經初步具備。
其次,股市和房地產也是影響短經濟運行的兩個重要因素。中國資本市場正處於牛市起步階段。隨着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第一波小牛市會延續至“十八大”召開之前,2013年可能有大牛市。而股市上漲必然會刺激投資和消費,並放大經濟向上運行的速度。以房地產爲代表的資產市場仍然處於收縮過程中,但是隨着房價的趨穩,資產市場收縮的力度正在放緩,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也在減小。
從短期指標觀察,用電量、工業增加值、M1、M2、PMI等指標均處於歷史低位,已沒有下行空間——這正是去庫存尾聲的必然表現。我們預測經濟去庫存週期將於近期結束並將於三季度開始進入補庫存週期,上述短期指標反彈可期。
從需求週期看,消費需求將保持穩定增長;出口如前所述下半年比上半年好,明年比今年好;而隨着一些事關經濟全局的大項目開工,固定資產投資也有望加速。
綜合以上幾個方面,我國經濟增速在二季度築底,三四季度逐季回升是大概率事件。預測2012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22%,出口增長10.5%,消費平穩增長15.5%,全年GDP增速將在8.3%左右。
總之,雖然當前除了物價形勢好轉之外,其他各項宏觀數據都是“一地雞毛”,但是對我國經濟增長短期並不用悲觀。相反,隨着去庫存週期結束、金融收縮週期結束、出口和投資增速的回升,我國很可能正處於新一輪經濟週期開啓的時點上。不僅如此,明年地方政府換屆完成以後,地方投資擴張或重啓,經濟週期或政治週期“共振”,經濟回升勢頭有望進一步加快,這可以說是舊經濟的新週期,但是不管怎樣,未來6個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可能環比都是向上的。
記者:若短期向上是舊經濟的新週期,那麼中國經濟的長期前景是否不夠樂觀?把穩增長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是否意味着調結構、促改革會受影響?
滕泰:從長期看,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既不是金融政策放緊與放鬆決定的,也不是需求的“三駕馬車”所能決定的,真正財富來源和長期增長動力來自供給方面。
短期的供給約束和供給潛力取決於要素就業情況。中國目前最大的要素浪費和閒置是資本的閒置。作爲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擁有國,以及民間儲蓄大國之一,中國並不缺資本。然而由於商業銀行的壟斷以及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造成數十萬億元人民幣的閒置儲蓄不能轉化爲資本。一方面是儲戶低利率收入,另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缺乏貸款或被迫接受高達兩位數利率的貸款。假定上述“金融抑制”被解除,閒置的資本要素能夠進入生產領域,中國的長期增長潛力怎麼會悲觀呢?
不僅資本要素有進一步“就業”空間,中國人口紅利也還沒有結束、城市化進程也沒結束,這意味着以要素投入擴張實現的“庫茲涅茲增長”效應仍將延續;此外,全球技術向中國轉移尚在加速,自主創新能力越來越強,這意味着以技術進步實現的“熊彼特增長”效應將增強;更重要的是,中國正在穩步推進經濟和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回想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巨大變化,由制度變革和社會效率提高帶來的“斯密增長”更值得期待。考慮到中國製度改革的巨大空間,長期經濟增長前景並不悲觀。
最後,由於未來一年物價都處於相對低位,這不僅爲“穩增長”提供了較大的政策空間,也爲經濟調結構、促改革贏得了難得的歷史機遇。應抓住有利時機,儘快調整產業結構,推動原材料價格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繼續加大力度支持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推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國際化,逐步放開資本項目流動等。
(滕泰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中央財經大學兼職教授,深交所博士後流動站博士後導師;曾任多家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投資總監、研究所所長,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等職務;多次出席各部委、中央和國務院決策部門的專家諮詢會,並曾於2010年6月向溫家寶總理和國務院各部門領導做宏觀經濟專題彙報,是“70後”學者中唯一多次受邀“中南海問策”的少壯派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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