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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美國經濟調整還面臨着政治、社會和國際方面的制約。
就政治而言,面臨2012年美國大選,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對奧巴馬發出挑戰,總統和國會圍繞經濟政策、財稅政策、年度預算案的新一輪鬥爭纔剛剛開始。兩黨的分歧和利益集團的影響,導致美國無法在重大的經濟政策上形成共識。如果大選年奧巴馬謀求連任失敗,美國經濟調整的方向和力度可能生變。
就社會而言,儘管奧巴馬和民主黨強行在國會通過《醫療保險改革法》,但該法能否持續發揮效用而不被共和黨推翻,能否在中長期縮小美國的醫保開支值得懷疑。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隨着人口老齡化加速,美國醫療支出2025年將佔到GDP的25%。日益沉重的醫療負擔給政府、企業和個人帶來巨大壓力,嚴重削弱了美國的競爭力。
就經濟前景而言,由於國債總額繼續上升,到2020年左右可能達到20萬億美元。如果債務還本付息的增速高於GDP的增速,債務佔GDP的比重將逐步縮小,債務危機的風險將逐步化解。否則情況不堪設想。鉅額債務使美國經濟復甦道路漫長,充滿不確定性,不排除二次探底的風險。如果再考慮到持續低迷的房市、美國州和地方的債務風險,美國經濟的前景不容樂觀。就國際層面而言,歐債危機下歐洲經濟的疲弱、大地震後日本產業鏈的斷裂和經濟持續低迷、新興市場國家日益嚴重的通脹風險、中東北非局勢的長期動盪等,均不利於美國經濟的強勁增長。
中美經濟密不可分的影響
作爲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美國經濟轉型對中美經濟關係和中國經濟本身造成深遠的影響。
奧巴馬推動製造業迴流,承諾將通過爲跨國公司提供優惠政策吸引其留在美國,而美國的再工業化勢必減緩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過去幾年間,福特、卡特彼勒、通用電氣及聯合技術旗下的奧的斯電梯等企業紛紛宣佈製造業創造就業計劃。福特去年11月已宣佈把1.2萬個工作崗位從墨西哥和中國遷回美國。
美國經濟轉型和擴大出口,並非完全遵守市場競爭規則,而是憑藉國內法和對國際機制的主導權謀求私利。中美貿易不平衡是國際分工的產物,是借貸消費和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的結果,但美國卻一味指責中國壓低匯率搞不正當競爭並通過單邊、雙邊和多邊渠道要求人民幣大幅快速升值。考慮到通脹因素,2005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累計升值37%,但美對華貿易逆差不降反升。自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對華髮起的“雙反”調查超過小布什執政的8年。在美國大力發展新能源謀求新產業制高點的同時,卻對中國的風能加徵懲罰性關稅,對中國太陽能產品發起“雙反”調查。在今年的國情諮文中,奧巴馬明確將中國列爲經濟競爭者,宣佈將設立新的貿易執法部門,專門“負責調查中國等國家不公平的貿易行爲”。
在美元佔據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格局中,美國促出口、減債務的最佳手段是繼續放寬貨幣供給,製造全球通脹和泡沫經濟,以轉嫁危機並避免陷入新一輪衰退。由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應對泡沫經濟的體制能力尚待加強,中國面臨着輸入型通脹、外匯儲備縮水和人民幣升值的長期壓力。美國會否推出新一輪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會否對人民幣匯率施加新一輪壓力,會否通過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十國集團、聯合國貿發會議和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平臺爲中國“量身打造”新的貿易金融規則,都將考驗着中國的智慧和中國經濟的韌性。
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轉型和中美經貿關係的變化,使中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
《瞭望》新聞週刊張文宗□(作者單位: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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