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分析，長期以來，在“加快發展”大思路下，我國沿襲“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模式，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產生收入分配不公、城鄉分化、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腐敗滋生等種種問題，一定程度上與有些國家落入“陷阱”前的狀況相似，這是中國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對的難關。

　　但是，也應看到，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

　　與拉美等一些掉進“陷阱”的國家不同，我國政治安定、金融穩定，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具有較強的抵禦外部衝擊能力，中國經濟迎戰金融風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證；人才總量巨大，資本充足，發展的迴旋餘地大；“制度紅利”還有較大空間，城鎮化推進會形成新的“人口紅利”；工業化中期的後發優勢尚未完全釋放。作爲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市場潛力大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仍具備持續增長的基礎和條件。

　　從居民收入看，雖然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但各社會羣體的收入水平絕對值普遍增加。國家近年接連出臺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組合拳”，消費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長，超過GDP增速。未來5年，國內市場“蛋糕”會繼續做大，消費潛力將被進一步激發。有機構預測，到2015年，中國消費額佔全球比重將從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爲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消費市場。

　　從產業結構看，傳統工業的產業集中、改造升級、併購重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前景看好，現代服務業有很大拓展空間。特別是目前中國企業研發投入增速明顯提高，一批重大項目在技術上“從跟跑到領跑”，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加強，爲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從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率將以每年增加0.8個百分點的速度加快推進，一系列建設會帶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城市人口規模增加帶來新的消費需求。人力資源素質提升較快，全國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超過600萬人，相當於歐洲一些中等規模國家的總人口。勞動者素質走高可以抵消勞動力數量增速放緩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從社會建設看，蓋保障房、擴大就業、推動醫改、扶貧開發、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改善民生被擺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銀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難羣衆，社會事業的“短腿”正在變長。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判斷，就中國的增長形態而言，落入拉美、東歐一些國家那種“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現重大挫折或反覆。不過，在中國經濟增長“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後轉入新增長期的過程中，將會面臨特殊的矛盾和問題。

　　北京大學教授劉方棫認爲，成爲中等收入國家後，中國有落入“陷阱”的風險，但“十二五”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若能抓住機遇，發揮優勢，統籌應對，是可以有所作爲並避開“陷阱”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指出，對於“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有別國經驗可循，但絕無模本可複製，不能以其他國家的軌跡來推斷中國的發展走向。

　　當然，邁過“陷阱”殊爲不易。從全世界看，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是轉型的關鍵期。在這一階段，經濟、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經濟增長要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社會發展要由追求效率轉向追求公平。一些國家就是因爲沒有完成好增長動力的轉換，加上對社會公平性重視不夠，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引發社會動盪，最終掉進了“陷阱”。近幾十年來，僅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少數經濟體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脫穎而出，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了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身。與這些國家相比，擁有13億多人口的中國由“中”到“高”比先前的由“低”到“中”難度更大、挑戰更多。

　　我們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

　　化解風險——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於主動徹底地轉變發展方式

　　每個經濟體都有“階段性的成長極限”。中等收入陷阱，猶如一個人的“中年危機”。

　　胡鞍鋼說，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於能否主動、徹底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低水平、低質量、不可持續的發展轉向高水平、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卓元認爲，轉方式調結構是世界上許多中等收入國家面臨的共同難題，也是我國避開“陷阱”、再上臺階的現實選擇。要從中等收入國家變爲中等發達國家，關鍵就看今後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轉變了發展方式，而非短期內經濟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長。

　　——跨越“陷阱”，必須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

　　在跨越“貧困陷阱”過程中，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勞動力、資本、能源等要素驅動，並由此形成過度粗放的發展模式。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經濟大國變爲經濟強國，要靠效率驅動、創新驅動、內生增長驅動。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爲，避免直落“陷阱”，就要在經濟層面堅持內需爲主，把擴大消費作爲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同時，一方面提升傳統產業，提升勞動力素質，一方面在新興產業領域搶佔先機，增加在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的比重，改變經濟增長對傳統比較優勢的依賴，培育以科技創新爲基石的新競爭優勢，併力挺民營經濟，激發創業、創新、創富的微觀動力。

　　——跨越“陷阱”，必須不斷縮小貧富差距。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勵“先富”，更須實現“共富”。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認爲，應以工資改革爲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讓再分配環節更趨公平，進一步降低基尼係數，藏富於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會保障、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在此基礎上，壯大中間階層，多創造低層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機會，讓弱勢羣體不被邊緣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數。在城鎮化進程中，積極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進城農民“市民化”。

　　——跨越“陷阱”，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

　　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複雜誘因，歸根結底靠體制機制改革。一些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裏越陷越深。

　　胡鞍鋼說：“中國具有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堅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場這兩隻‘手’，在利益格局日益複雜多變的情況下，推動市場化改革的深層次破冰，在經濟轉型中注重政府轉型，最大限度地釋放發展活力，拓寬發展空間，爲跨越‘陷阱’助跑。”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爲：“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更大決心和勇氣，更需要新思維、新路徑。從摸着石頭過河到學會在深水區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結’，以‘民富優先’爲導向來改革。老百姓腰包鼓了，消費旺了，生活質量升級了，各種負面情緒和衝突就會明顯減少。”

　　——跨越“陷阱”，必須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所長鄭秉文認爲，我國在轉型中積累的不少問題，比如國企減員增效、稅費負擔、土地徵用和拆遷以及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都引發了一些社會矛盾。未來幾年應立足國情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完善社會服務體系，解決好羣衆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訴求，讓全社會共享發展成果，並將之轉化爲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強大支持，從而不斷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會成因和潛在風險。這也是“包容性增長”的題中之義。

　　對於由成長期走向成熟期的中國，在龐大的經濟總量上再次實現跨越，的確任務艱鉅。

　　但我們有信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

　　小資料

　　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首先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它是指一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特別是內生動力不足，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同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問題集中爆發，造成貧富分化加劇、產業升級艱難、城市化進程受阻、社會矛盾凸顯等。從世界範圍看，拉美、東南亞一些國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卻陸續掉進了“陷阱”，至今仍未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階段滯留時間已長達四五十年。記者龔 雯杜海濤崔 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