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貧困陷阱”的中國面臨新挑戰，我們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核心提示

　　GDP接近40萬億元，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人均GDP約44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然而，經濟快增、國力變強的背後，一個現實正在逼近：轉型中凸顯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使跳出“貧困陷阱”的中國在“十二五”面臨一個新挑戰——“中等收入陷阱”。

　　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敏感期。這一階段，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會不會深陷其中？中國能不能越過這道坎？

　　經濟風險——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比較優勢正在弱化，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爲繼

　　縱觀全球，一國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於經濟風險誘因，即經濟高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原有的增長機制失靈，最終中斷經濟起飛甚至出現倒退。

　　中國站上中等收入國家臺階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發展的比較優勢正在弱化，這很可能成爲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誘因。

　　經濟增長是“雙刃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動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以勞動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資源價格便宜等比較優勢，積極吸引外資，面向國際市場，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但也帶來代價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嚴重等問題。

　　——製造業大而不強，缺少核心競爭力。

　　我國三產比重過低，產業結構亟須優化。許多行業都集中在加工組裝領域，處於全球產業鏈低端。一些規模很大的加工廠，其實只是“生產車間”，在研發、技術、專利、標準制定和品牌、銷售、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往往是“人家說了算”。由於產業缺“芯”，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技術靠國外，大量產業利潤只能拱手讓給外方，造成沿海衆多加工製造企業“工廠大了，員工多了，工資卻漲不上去”。美國《財富》發佈的2011年世界500強企業榜單中，中國內地佔61席，但製造企業佔比低。

　　——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減弱。

　　近兩年，“用工荒”頻現於東南沿海，並向中西部擴散，農民工中的青壯年比例明顯下降，勞動力供求關係開始朝着“劉易斯拐點”發生全面性、趨勢性變化。隨着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正在減少，並影響到中國經貿的國際競爭力。

　　——過於倚重投資驅動，環境壓力增大。

　　我國近30多年走了一條典型的高強度投入、外延式發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長，各方面繃得太緊，直接帶來了資源透支、產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2010年中國GDP佔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達32.5億噸標準煤，能耗強度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電力、鋼鐵、有色等8個行業單位產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

　　——需求結構不平衡，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

　　任何一個高收入國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羣體爲主導的“消費型社會”。而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天平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在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將較多資金用於投資。分配失衡制約着消費能力，居民消費較難擴大。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2001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於“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發達國家紛紛調整戰略，鼓勵增加高技術產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加快向美歐等市場輸出勞動密集型產品。過度依賴外需的中國經濟結構正遭受美歐的“壓”和新興經濟體的“擠”，傳統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爲繼，加大了我國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社會風險——

　　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明顯滯後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誘因是社會風險，即沒有實現經濟社會同步發展，導致一系列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進而影響經濟增長，使發展大跌跟頭。

　　一些國家的教訓值得深思：在邁進中等收入階段後，就業、住房、社保等問題凸顯，社會負面因子不斷累積，發展一步步掉進“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國社會正碰到類似的挑戰。近年來，由於社會事業與經濟建設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民生改善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百姓普遍感覺“國強民不富”、“幸福指數不夠高”。

　　——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差距拉大。

　　從全世界看，收入差距過大雖不是用來判斷是否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標誌，但它加劇了不平衡，導致的社會問題很可能引發一國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國家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基尼係數仍高達0.6以上，佔其人口1%的富人擁有全部社會財富的逾50%，而20%的貧困家庭僅擁有2.5%的社會財富，這正是有的國家遲遲未能邁進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原因。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00年起，我國基尼係數越過0.4的警戒線，2006年曾達到0.49，之後雖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羣間收入差距的鴻溝加寬，“馬太效應”愈加明顯。財富向資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傾斜，普通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羣體“錢包”鼓得很慢，這種差距在通脹狀況下更顯分明。爲求經濟增速一高再高，各項投入仍傾向於“物”而不是“人”，對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緒出現，社會矛盾觸點密、燃點低，羣體性事件增多。

　　——城市發展貴族化，形成城鄉“新二元結構”。

　　眼下，中國大城市華燈璀璨、高樓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來越嚴重，房價高、就業難、看病貴以及教育、養老、生活環境、食品安全等問題突出，面臨“城市化陷阱”。

　　資料顯示，在西歐、北歐一些國家，政府財政的50%用於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美國用於社保的政府財政也約佔30%。在我國，財政用於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標準低、覆蓋面小，跟不上城市化進程，廣大農村的社保領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認爲，我國城鎮化率是“虛高”，實際上仍有10%—12%住在城鎮的農民工及其家屬並未充分享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和社保。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研究員王小廣說，據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國城鎮人口比例達49.6%，但如果以戶籍爲標準，起碼有1億多生活在城裏的人沒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許多進城打工者實現了職業轉換、地域轉移，卻未能實現身份的轉變。一些農民多年在城裏打工，舉家進城卻扎不下根，城市內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即戶籍市民與無戶籍農民工。

　　——階層固化苗頭顯現，向上流動的路變窄。

　　中國社科院社會所發佈的研究報告稱，我國中間層只佔人口的23%，遠低於發達國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爲，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體制內、體制外，戶籍、出身……不同標準給人們貼上不同的標籤，不同人羣“被進入”不同的發展通道，人羣結構“代際分化”，底、中、上的階層分野正在加劇。

　　“知識改變命運”，在近年的就業壓力面前，這句話被打上問號。昂貴的學費、“畢業即失業”等因素使一部分學生放棄高考，知名高校的貧困家庭學生特別是農村學生比例持續下降。窮家、農家孩子考上大學、畢業後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齡人更大的付出，卻不一定能有同樣的機會。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說，社會結構固化、人員流動性不足，阻礙了資源要素特別是“人”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動態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發展，長此以往，將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甚至增長停滯。

　　不補上社會建設“短腿”，不還清民生欠賬，不實現“國強民更富”，中國就很容易掉進“陷阱”，很難走好現代化的“後半程”。

　　正視風險——

　　我國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難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社會等多種風險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那麼，該怎樣看待我國面臨的相關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