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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資“出海”束縛仍多
相關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29個國家和地區的312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59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的投資。對此,兩會的政協委員們表示,民營企業海外投資之路仍存諸多束縛,走出國門任重道遠。
一是我國境外投資審批程序較爲繁瑣,民營企業“出海”門檻相對較高。儘管近年來經過多次調整,國家已允許民營企業對外投資,並且給予了一些鼓勵和扶持的政策。尤其是今年開始允許企業進行人民幣境外結算,讓民間資本看到了加快海外投資的希望。但相關審批層次過多、審批內容過細,特別是與國有企業和央企相比,民營企業享受相關政策優惠的門檻過高,在融資上也很難得到政府相關資金和政策的扶持,這些都直接影響了民營企業“走出去”的積極性。
“國家現在很重視民營企業海外投資,但是在過去很長時間裏形成的法規體系,對企業海外投資還是存在諸多限制。比如雖然現在允許企業可以直接用人民幣在境外投資結算,但換匯審批需要的時間還是很長,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以及便利化程度都還沒有跟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汪建熙如是表示。
二是外部投資環境建設不能適應目前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雖然已與一百多個國家(地區)簽署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但大多數都是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基於當時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狀況簽署的,主要目的是爲了吸引外資,爲外商投資提供優惠政策,而對我國“走出去”投資企業的保護內容涉及較少。
三是人民幣國際化尚未成熟,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將面臨較大匯率風險。人民幣跨境貿易剛剛起步,雖增速可觀,但數額並不大,涉及的國家和地區也相對有限。2010年銀行累計辦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僅5063億元,與當年貿易總額2.97萬億美元相去甚遠。此外,一項1月24日發佈的針對385家海外採購商的調查顯示,僅17%的受訪採購商表示已用人民幣與中國出口商交易。這就使匯率波動成爲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的最大風險。“有研究表明,匯率變動增加了境外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對中國境外投資業績的總體影響是負面的。”張小濟說。
四是民營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影響力等仍然不足。全國政協委員、聯想集團董事會主席楊元慶說,“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聯想今天也算是一個跨國的企業了,我們兩百多億的產值一半以上在海外,但是實際上,要以品牌的知名度,尤其是美譽度來看的話,和那些頂尖的國際品牌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還要進一步地加強品牌建設力度。”
此外,對國外當地法律、政治制度的認知缺失,缺乏國際性的管理人才和管理方式以及政治風險等都是制約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因素。
多措並舉助企業破解困境第一,加強企業在海外投資時的信貸支持力度。“民營企業在走向海外市場的時候,國家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在海外對他們做買方信貸方面的支持,我認爲還應該加強。一些發達國家在利用對外援助和國家銀行幫助他們的企業打開別國市場的時候,大面積使用了金融工具,而我們國家已經有這樣做的例子,但是還應該更大範圍地鋪開。”全國政協委員、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志列認爲。
第二,利用外匯儲備支持企業“走出去”。全國工商聯建議,國家可以拿出部分外匯儲備存在商業銀行或政策性銀行,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與銀行簽訂專項外匯存款協議,銀行保證回報率不低於美國聯邦政府同期國債票面利率,銀行對企業投資進行評估,並直接貸外匯給企業用於對外投資。這樣,銀行和企業都避開了匯率變化的風險,央行的外匯儲備也能得到收益保證。既分散了外匯儲備過於集中的風險壓力,擴寬了外匯儲備的投資渠道,同時也支持了企業的對外投資。
第三,積極探索國、民合作新模式。目前,中國資本在國際併購領域越來越活躍,“十二五”期間將有更多的中國資本“走出去”,無論是對國有資本還是民間資本,這都是一個空間巨大的增量領域,更需要雙方攜手合作。吉利汽車以18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瑞典最大工業企業沃爾沃,是我國民營企業迄今爲止金額最大的海外併購,也是不同資本發揮比較優勢、合作出海的成功案例。
第四,民營企業進軍國際市場也要“練好內功”。著名民營企業家嚴介和曾表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首先需要練好內功,加強與國際的溝通交流。嚴介和認爲,民營企業“練內功”不僅指在基礎管理、經營能力、管理能力、團隊打造方面的努力,關鍵還要懂經濟運作的規律,熟悉國內外相關行業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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