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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北京市政府公布的房地產調控『十五條』細則,讓人們回想起計劃經濟時代的『配給制』,只不過30年前憑票購買的是糧食,而現在是房子。
更有意思的是,配給的方法也和30年前如出一轍,如果把『房票(購房資格)』比作糧票,就像當年有『全國糧票』和『地方糧票』之分一樣,北京房地產調控『十五條』中也出現了全國房票和北京房票——非北京戶籍的在京未購房家庭,可以憑在京5年納稅證明購房一套,北京戶籍家庭可購房兩套。
類似的配給制在一個多月前也出現過。去年12月23日,北京市出臺車輛限購辦法,以搖號方式分配車輛指標,在京外地人搖號購車同樣要出具5年納稅證明。
首都的政策往往會讓地方政府爭相效仿。據媒體統計和預測,目前全國共有36個城市執行房地產限購令,而按照新一輪調控政策要求,實行限購政策的城市還要翻一番。此外,各地對於車輛的限購和外地車輛限行政策,也在逐步實施。
戶籍政策帶來的歧視和不便,一直就被廣為詬病,而去年年底各地開始的新一輪房地產調控和交通治理措施,更是把戶籍限制當成首要的政策工具。也許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會慶幸『戶籍』這項僵而不死的制度還好沒被取消,否則由於人口流動帶來的經濟問題,真不知道用什麼辦法治理纔好。
這是一個矛盾的執政邏輯。區域經濟的不平衡導致人口流動,人們從農村流向城市、從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在這個過程中,人口輸入型城市勢必會出現房價上漲、交通擁堵、教育資源短缺等諸多問題,但如果處理這類問題的辦法,首先是限制人口流動的話,那何不當初就堅持『畫地為牢』的人口管制政策呢。
大城市的房價高企、車輛擁堵問題,本質上都是由於城市對資本和人口的吸引力所致。人們願意背井離鄉從農村來到城市,從小城市來到大城市,不正是因為農村的吸引力不如城市、小城市的吸引力不如大城市嗎?
人作為一種理性的經濟個體,凡事都會以『個人利益最大化』來做選擇,這種選擇匯集在一起並發生作用時,就成了『市場』的選擇。人們因為城市的吸引力而選擇來到城市,但這種選擇給城市帶來的各種壓力又讓城市的吸引力下降,在此情況下,人們又會選擇離開城市,近年來『逃離北上廣』的聲音不就是這種局面的體現嗎?
北京這種以戶籍為限制條件的調控政策,會讓城市的外來人口減少、讓房價得以控制、緩解城市交通狀況,但這同時也是在北京建起了一道無形的城牆,這道城牆看似保護了城市的優越性,其實卻會扼殺城市的活力。
道理很簡單,活力來源於競爭,在有『可替代者』的局面下,人們會更加勤奮、更願承擔風險、追求創新,這同時也會給城市帶來更高的競爭力。而如果一個城市缺乏人纔流動和競爭,它的活力又能保持多久呢?
我們願意相信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是抱以『善』的初衷、追求『好』的結果。但如果不能正確理解經濟規律,不能尊重市場選擇,政策的最終結果往往和預想目標相去甚遠。
就拿此前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來說,調控力度一次比一次大,幾乎每次出臺新政都被冠以『史上最嚴厲調控』之稱,但房價卻也越長越高。而每次房價上漲,輿論都是把矛頭指向開發商和炒房者,對推高房價背後的貧富懸殊和政府壟斷土地供應等問題,思考甚少。
此次北京房地產調控『十五條』的力度同樣被稱作『史上最嚴厲』,幾乎是讓房地產『休市』,用房地產開發商潘石屹的話說『住房的投資需求這個概念在北京將會成為歷史』。這樣的政策能否讓房價下降不敢說,但對房屋成交量的影響將是巨大的。
不過,房價的問題歸根結底在於總有些錢把房子當成投資首選。借用一句當下流行的倉央嘉措詩歌體造句,『讓買房,或不讓買房,錢總在那兒,只多不少』。錢如果只多不少(相信這也是所有人的希望),不讓在北京買房子了,可能會去外地買,外地也不讓買房了,這些錢會去乾別的。
所以,好不容易了解了這些錢和房價的作用關系,好不容易北京的房價進入日漸趨穩的狀態,這時候出臺嚴厲新政把『錢』趕到別的不知所謂的地方,也許又會帶來不可預見的新麻煩。
我們始終相信,基於公平的競爭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最佳手段、基於自由的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最好工具。如果習慣以『配給』作為調控手段、以『價格管制』作為經濟目標,那麼再美好的『善意』都會扼殺經濟活力,並最終給人們帶來壞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