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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尋找金融震蕩後的落腳點迷局中,一直有兩處仍屬懸案:華爾街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
這兩處懸案有一個假設,即美國的華爾街金融震蕩本身的目標,除了調整內部產業及利益格局之外,主要是為了削弱以中國為目標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國家的潛在活力。在事過兩年之後,美國經濟復蘇日趨平穩,新興經濟體國家仍然前途茫茫、暗礁時顯。美國的經濟復蘇,源於制度本身的自我修復能力,但在新興產業調整方面,並沒有真正實現預期的轉型或洗牌。簡而言之,美國由華爾街引申的戰略圖謀尚沒有最終完成。
美國的這一次『失誤』,可以歸功於市場經濟制度本身具備的糾偏功能。如同計劃經濟體制具有集中資源畢其功於一役之功效,市場經濟制度亦具有另外一種自我循環失當必然會暴露風險敞口的警戒,可能會矯枉過正,這取決於時任政府的行政能力。但是,對外部實現控制性博弈從來不會、也不可能會有所改變。
因此,美國與中國的戰略方針,除了華而不實的外交辭令之外,遏制、削弱、強化市場奴役,則是由其體制本身使然。戰爭與替代能源技術之間,美國是通過戰爭、或者替代能源技術的孵化,以真正將美國刮骨療毒或洗心革面,從目前看,替代能源技術或低碳經濟尚沒有准備充分;戰爭,則可能是某種迫不得已的選擇,在白宮利益博弈格局裡,軍火商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一方。相對於此,類如貿易壁壘、匯率爭議等等,則是太過枝葉的常規伎倆。
美國經濟在悄無聲息地回歸理性康復循環的同時,一直沒有放棄以什麼收官之作,來作為華爾街金融震蕩後新一輪的發動機:類似『戰爭,還是和平?』的考量,並沒有因內部經濟恢復而煙消雲散,相反更加陰霾重重。
事實上,美國對通過類如貿易壁壘或匯率等手段的預期效果,並沒有心存多大的信心,充其量只能屬於一種軟消耗,不能滿足迅速提振經濟的同時,將假想敵置於更奴役化的戰略目標要求。但美國也明白,在短時間內,與中國之間的熱戰衝突、特別是直接衝突,底線只能縮小在局部和『偶然』的范圍內。但這並不是就說明,美國不會動用類似挑撥離間的心術,與中國實現間接『熱戰』。這方面美國已經太過駕輕就熟,在中國周邊地緣國家,美國就是這麼嚴絲合縫地鋪陳著:從某種意義上,環繞中國的國家或地區,沒有一個真正對中國從內心充滿善意或由衷友好,均是利益利用和市場淘金,沒有人想對這個國家發揮建設性的作用——這個局面,也正是美國所刻意營造和需要的,一如美國對日本何種角色的拿捏把握。
日本作為實用主義和實力至上的極權化非理性國家,這一點美國比任何一個國家都更了解日本。所以,將日本置於如今主權政治『被奴役』狀態半個多世紀,事實上已經奠定了日本對世界一個最恰當或最安全的位置:日本必須處於這樣一個狀態,無論是對於世界人民,還是對於美國對亞洲的戰略遏制。
這也是一個美日關系的底線,日本一旦觸碰,必然會遭致美國的強烈反彈,比如拿韓國與日本的歷史恩怨說事,美國在旁邊視事態發展而主持『正義』。日本很明確自己的這一位置,所以敢與俄羅斯叫板、但在與韓國衝突時,基本處於守勢而不將事態擴大化。至於中國,充當美國對華戰略的替罪羊或馬前卒,都心甘情願,主要是日本與中國歷史問題的某種懸而未決,比如日本侵略中國的終局勝負,到底多大程度上取決於世界反法西斯格局的局部策略,還是僅僅局限於中日之間。所以,中日間的和睦關系,多少年來仍然處於民間層次、特別是日本參戰人民的人道主義覺醒。也就是說,日本一直存在著一種戰爭思維,以重振帝國、洗刷或者發泄自身『原罪』和『恥辱』的本能衝動。日本對世界的表態,大多是受到美國的抑制、甚至對韓國的戰爭賠償等等,某種意義上並不代表日本一個國家的真實意願。
可以說,日本對中國的任何異動跡象,除了固有的本能衝動外,多以是否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需要而左右。因此,日本近期的對華關系的衝突,多是在美國的默許、甚至放任和縱容下發生的。至於釣魚島,美國當然更樂意被日本控制。在這一點上,美日間沒有任何關系的底線,美國甚至不必充當主持『正義』的角色和責任。
這是一個危險的所在!假如日本在國際關系中不受到美國的抑制,日本會否做出什麼選擇,就單純歸結於日本的本能衝動了。而中日之間的任何衝突,都會不同程度上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需要,特別是符合美國華爾街金融震蕩的戰略主旨:削弱、消耗和將新興市場國家進一步市場奴役,主要是指中國。
從這一點上,中國與日本的衝突,將是一個持久戰,以此形成對中國的牽制和加深消耗。衝突的寬度和長度,均是日本『內政』,但與華爾街隱形勾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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