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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兩難』困境,除了穩定政策、相機抉擇之外,還應推改革、轉方式
如何走出宏觀政策面臨的『兩難』困境?
就政策本身而言,應當以穩定政策為主基調,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提高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應當暫不出臺進一步的緊縮政策,當然也不出臺「二次刺激」政策。不踩剎車也不加油門,平穩行駛一段,根據路況車況決定下一步操作』,范劍平說。
范劍平認為,今年是4萬億元投資計劃的收官之年,應進一步提高政府投資的質量和效益。『在貨幣政策方面,由於去年放貸集中在上半年,因此今年上半年信貸投放同比減少了37%,而按全年7.5萬億元的預期目標匡算,下半年可放貸2.87萬億元,同比將增加29%,因此下半年的貨幣環境將相對寬松』。
由於政策過緊會影響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過松則會使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打折扣,因此,宏觀政策面臨的『兩難』,其實質是當前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與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有一定難度。而要破解這一難題,從根本上走出宏觀政策的『兩難』困境,不妨跳出政策刺激的思維窠臼,打開視野尋求能處理好三者關系的新辦法、新途徑。
辦法之一,是深化改革,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這樣既能激發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完成從政策刺激向市場驅動的『動力切換』,促進經濟由回昇向好向穩定增長轉變,又能避免政策『二次刺激』帶來的在調結構、控通脹等方面的弊端。
『江浙一些民營企業家感嘆:「房子不讓買,股票不敢買,讓乾的不賺錢,賺錢的不讓乾,民間資本該往哪去?」』巴曙松說,『這就要求我們切實落實好「民間投資新36條」,破除各種「玻璃門」、「彈簧門」等現象,進一步激活民間投資』。
辦法之二,是在轉變發展方式中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比如擴大消費、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等,這樣能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統一。
『上半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速創下近6年來最低,這表明消費增長的基礎其實並不牢固』,巴曙松說,『應當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抓緊制定出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方案,提高農民和城市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促進消費可持續增長。』
在談及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時,范劍平頗為懮慮地說起了這樣一個現象:『現在不少沿海省份熱衷於搞臨港工業區,發展鋼鐵、石化等重化工業,從國外進口鐵礦石、煤炭等,加工成高載能產品銷往國際市場,還美其名曰「掀起第三輪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投資高潮」』。他認為,這麼做不僅會妨礙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二氧化碳減排承諾的實現,而且會遭遇將來可能推出的『碳關稅』,造成巨大損失。
『歷史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危機後,都不可能在舊有產業結構基礎上實現經濟復蘇,必將誕生一批新興產業,在涅槃中重獲新生』,范劍平說,『如今,發達國家紛紛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我們也應順勢而上,搶佔新興產業的制高點,不應走老路、一味沈迷於重化工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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