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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而言
對中國而言,無論投資、出口或消費,循著原有路徑難有更強後勁,它們都到了必須昇級的時刻。
多管齊下力推轉型
假如中國果真正處於勞動力結構『質變』階段,那麼應當順勢提高勞動者報酬和消費在GDP的比例。從1959年開始,日本連續出臺提高勞動者工資的各項法案條例。中國也同樣制訂最低工資制度來保障勞動者權益。除此而外,還應在醫療制度、職業技術教育、企業年金和稅收制度上努力有所進步。
當然,加快工資增長並不必然帶來經濟增長的系統性下滑,也不必然引發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在不考慮外圍變量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增速至少得到相應幅度提高顯得至關重要。我們從投資轉型、出口二次起飛和消費昇級進行討論。
投資轉型包括區域調整、基礎設施改善和新產業投資。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大體進行過5次國土綜合規劃,對縮窄地區之間不平衡和貧富差距具有重大貢獻。而2009年四季度以來,中國也出臺許多區域振興規劃,並且加大了對西藏等西部地區的支援建設。我們認為,加大對資本回報率相對較低的地區投資,可以緩解整體資本回報率下降的趨勢,同時平衡區域發展之間的差距。
其次是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尤其針對欠發達地區。1960-1970年日本對北海道等落後地區的公共資本形成額增速高於全國的公共資本形成額增速平均水平,同時建設現代化的高速鐵路、高速公路網,將工業地帶和各個新產業城市連接起來。當前中國大力發展高鐵快軌、建設『城市圈』,可謂是同曲同工。
最後是大力進行新產業投資。如果說前兩者是延緩整體資本回報率下降,那麼只有技術、制度進步纔能釋放出新的生產力推進增長。雖然我國GDP總量僅次於美國,但高污染高能耗行業在制造業增加值的比重仍然過高,截至2006年科研投入佔GDP比重大概只有美國一半、日韓的三分之一,未來必須加大對技術研發的投入,進而帶動新興產業發展。
出口期待二次起飛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出口國家可以適當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的新興國家轉移,二是指出口產品需要向附加值更高的鏈條上游轉移。對於前者,實際上本輪出口復蘇以來的種種數據已經顯示,對巴西、印度、東盟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出口增長速度遠遠高於美日歐等傳統貿易伙伴。對於後者,我們認為,進口-產業昇級-進口替代一直是出口產業昇級的常用路徑,除了加大自主研發外,從國外進口和收購高新技術也是好辦法。從中國經驗來看,不論是高新技術還是機電產品,2003年之前大多體現為貿易逆差。
消費昇級指的是消費產品繼續從食品、衣著類向交通、娛樂、教育和醫療轉移。1995年以來,我國的消費結構呈現出『三降四昇一穩』的特征,即食品、衣著和家庭設備和服務在消費總支出中的比重下降,而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文教娛樂和居住的支出比例在上昇,其他商品及服務比例沒有明顯變化。一方面,這體現了伴隨經濟增長和收入絕對數量提高,消費產品從溫飽向更高層次發展的趨勢;但另一方面,食品在總支出比重仍在40%左右,這與20世紀80年代的韓國幾乎一樣,但經過十年時間韓國將這一比例降至26%左右。對於中國而言,應繼續降低恩格爾系數,延續和深化醫療、通訊、文教娛樂等方面的消費政策。
我們需要實現投資轉型、出口二次起飛和消費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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