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先生在《證券市場周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施正榮為什麼比乾隆皇帝還富有？》的文章。文章講，中國應當正視人類近現代化以來的現實，我們要改良制度努力去適應它。這我是贊同的。但是，陳志武先生的論證方法，隱含著一種危險的價值取向。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不能為了目的的正確，就忽視手段的正當性，所以我覺得有討論的價值。

　　《施》文中，主要是將無錫尚德的老板施正榮先生的身家財富，與盛世皇帝乾隆所擁有的財富相比較，得出新時代制度優良的結論。但這樣的比較其實是毫無意義的。從較淺的層面上講，關公戰秦瓊式的比較，在邏輯上是沒有說服力的。今天的一元錢，和清乾隆年間的一元錢又怎麼會是一回事呢？

　　更重要的一點是，施正榮和乾隆的身份是不同的。施正榮是一個商人，乾隆是一個政治家。對於兩個身份不同的人，怎麼可以放到同一個標准下去評價優劣呢？一個商人，他掙錢多，自然是一個好商人。但一個政治家則不同了。在這裡，我寫下另一個題目：《蓋茨為什麼比華盛頓還富有？》，你會不會覺得味道怪怪的？如果有美國的憤青，也許就要出粗口了。

　　對於一個政治家和他治下的政府而言，國庫裡錢多，有時的確是對其治理能力的一種證明。但是，國庫裡錢多，卻並不意味著一種政治美德。在這裡，我就不舉華盛頓這樣的民主政體下的政治領袖為例了。還是以強勢君王為例吧，近代歐洲，法國的路易十四一定比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有錢花，但英國正是在伊麗莎白一世的治理下變得比法國富強了。其實，國王要想有錢是很容易的，加稅即是。中晚年時伊麗莎白的地位已極穩固了，她是可以這麼做的。明治天皇更是曾裁減宮中的用度，也要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對於一個政治家和他治下的政府而言，不貪財纔是真正的美德。

　　也許陳志武先生只是為了讓文章更好看，不經意間寫下了這個比較。然而正是這一『不經意間』，恰恰暴露了經濟學學科思維中一種與生俱來的偏執，或曰狂妄。經濟學家們總是以為經濟價值是世上最高的價值，其他的人類價值都要等而下之，都是可以用金錢來衡量的。而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在我們整個社會的話語體系裡，經濟學話語方式已經形成了一種壟斷霸權。但這種價值取向卻是非常危險的，尤其是在現今的中國。今天的中國人依然會為了財富的神話而激動，但他們在生活中真正渴望的卻是經濟平等與社會公正。你如果讓人們誤以為，一個所謂美好的現代制度就意味著：我們承擔著較高的稅收負擔，卻沒有免費教育，難以享受基本醫療、住房、養老等社會保障，然後羡慕地看著一個個新富昇上遙遙的天穹。那恐怕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對現代制度失去信心。其實，你只要略為留意一下網絡上的留言，就會知道我之所言並非杞人懮天。

　　我們有必要回到什麼纔是好的現代制度這個問題上來，一個良好的現代制度，它當然需要物質上的增長機制，但它也需要追求比增長機制高一個層面的價值：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