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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當那些比較幸運的新奧爾良市民為躲避卡特裡娜颶風而跳進他們的汽車時,沒有人會停下來想一想半個世紀前某位經濟學家寫下的預言。
在1958年出版的《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一書中,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一個多星期前辭世,享年97歲)將美國窮人所遭受的公共污穢,與他們那個新興消費社會其他人新近享有的富足進行了對比。
他寫道:『開著裝有桃木內飾、配備空調、動力轉向和剎車功能的汽車出游的家庭,穿過了坑坑窪窪、垃圾遍地的城市。』去年8月份,從直昇機上俯矙路易斯安那州滿目瘡痍的新奧爾良市的電視記者,不妨將這些話寫入自己的新聞稿。
加爾布雷思犯下了一個學者所能犯的最嚴重的『罪行』:他受到了歡迎。他的書銷量達到數百萬冊,他的著作在世界各地得到閱讀的和尊重。但人們(尤其是他的經濟學家同行們)對他的去世反應出奇冷淡。
有些人辯稱,他並不是個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經濟學家。他不運用、也不理解各類模型。經濟學家們借用加爾布雷思的深入淺出和引人入勝來反對他,似乎有些奇怪。畢竟,他的工作成果通過了終極市場考驗:它們賣了出去。
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對加爾布雷思的思索,可能更接近真實情況,他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出,『他對各種「煽動武器」——反語、諷刺、嘲弄的精明運用,並非總能讓那些比較嚴肅的同行滿意,但卻讓我們其他人欣喜不已。』
人們對他辭世的冷淡反應(至少在某些圈子中是這樣),恰恰表明加爾布雷思曾嘲諷的『傳統智慧』,依舊是多麼的根深蒂固。按照這種『智慧』的邏輯,難道加爾布雷思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與貨幣主義者的爭辯中沒有全盤皆輸嗎?難道他沒有成為一個邊緣人物,陷於統合主義的歷史中嗎?這位老人對21世紀的生活有什麼指教?
當然,在當今時代,『新』有了新的含義:市場沒有記憶;股價全是有關未來的,而不是過去;在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中,傳承毫無意義。這就是今天的傳統智慧。
如果你想有所作為,那就去擁抱新事物。克林頓以『新民主黨人』的形象參加競選並取得了勝利,正像英國首相布萊爾在他通往權力的道路上創造出『新工黨』一樣。『新的、新的、新的』,布萊爾曾經在一次與歐洲同僚的會議上高呼,『一切都是新的。』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辯稱我們能從歷史中學很多東西。對任何領導人而言,設想以自己執政之初的時代作為『元年』,這樣的想象很有誘惑力。不過,像布萊爾一樣,許多人在執政末期似乎都會為『傳承』操心。
加爾布雷思懂得所有這一切。他目睹了市場中的拜『新』之風。『在人類涉足的領域中,歷史的價值很少有像在金融界那樣低,』他在1990年出版的《金融狂熱潮簡史》中寫道,『過往的經驗(假如它還在記憶中)遭到摒棄,被視為那些不能洞察當今偉大奇跡的人所依賴的原始避難所。』
長壽和經驗十分重要。加爾布雷思經歷了華爾街的崩盤和經濟大蕭條,目睹了蘇聯的崛起和覆滅,見證了油價的衝擊和惡性通貨膨脹,以及經濟衰退、高失業率和通貨緊縮。他對企業的批評,雖然並非總能得到事實的佐證(通用汽車從前可能對消費者恃強凌弱,但早已今非昔比),但卻預示了今天的反企業抗議潮流。而在去年卡特裡娜颶風襲來時,他對社會不平等所帶來的挑戰的理解,被證明准確得可怕。
人們應該允許經濟學家們犯錯誤並改變他們的見解。如果加爾布雷思與他的讀者產生了共鳴,那是因為他對人性因素的理解,使他從計量經濟學圖表的桎梏中解放了出來。他在去世前不久對一位采訪者說:『我們應該明白,經濟學領域以外有一些成就非常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