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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家大院》的熱播,再度引起世人對晉商的關注。記者在晉中大地的一周走訪中發現,晉商只能是一個歷史概念,原因很簡單,山西的商業文化在大約一百年前出現了斷層,至今沒有緩過氣來。然而不管怎樣,渾厚的歷史和曾經晉商的輝煌,都為新晉商開啟了一個嶄新的創業空間
斷層中的晉商
除了山西人自己,人們很難體會那種百年來經歷巨大落差後的空茫與困頓:他們曾經執中國商幫之牛耳,被譽為『海內最富』,如今卻為人均GDP在國內的倒數發愁;這裡的商人也曾被教導『要裝著天下』,並把票號做到『中西匯兌,一紙風行』,如今卻在溝壑中被本本意識、山溝意識消磨得銳氣全無;曾經,山西的女孩子以嫁給在票號經商的人為榮,而如今她們的目光則自覺不自覺地灑向官場,甚至在一種被扭曲的商業環境中,衍生出一種十分不正常的地下『性產業』。
令人們失望的還有當地的氣候和環境。直到今天,這裡每逢沙塵天氣,也會讓人睜不開眼,塑料袋等垃圾被大風卷著掛上了樹枝,猶如十幾年前的北京。由於空氣污染,人們經常這樣形容太原的天空:一張灰茫茫的大網扣住了整個天空。記者在當地采訪的一周時間內,感受到的情況比這要好些,除了靠近地平線的一圈染上了蒙蒙灰色,早春的陽光還是艱難地照射進這個古老的城市,即使沒有被每一個人所感知。
在現實中,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不能與今天的山西與曾經巨商雲集的地方聯系在一起。『烙餅一份……』,每天早上,這樣的聲音都從太原市解放路上的一家破舊的小餐館裡傳來。不久,一個60歲左右,眼神中似有哀怨的老人都會步履沈重地走進店鋪中,將一份蔥花餅擺在客人面前,然後回過頭繼續重復這樣的動作。每個路過的食客踱著步進來,吃完後再踱著步走出去。緩慢,外鄉人感受到的這種不協調在當地人看來是那麼平常。
中午時分,大街小巷的飯館總是十分火爆,經常會遇到排隊等位的現象,這樣的消費能力讓人很難與位居全國中下的山西省人均可支配收入聯系到一起。以太原為例,雖然收入不高,可太原市的餐飲娛樂場所,桑拿、按摩、歌城異常火爆,幾年以前,北京富豪周末到太原消費就成為一種潮流。『今朝有酒今朝醉』,同行的朋友告訴我,山西人的生活仍不緊不慢,沈醉於自己的天地裡。
3月底的三晉大地已經春意復蘇、柳綠桃紅,而關於晉商的種種精神就像太原灰蒙蒙天氣的色調,塵封在歷史的檔案櫃裡,讓人無從發現。對於老晉商過去的輝煌,當地學者更多報以歷史的唏噓感嘆,認為如今的山西商人並未從他們的祖輩身上繼承足夠精彩的東西。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建生就表示,無論在經營范圍還是從業人員,以及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上,現在的山西商人與老晉商都無法同日而語。『除了黃河文明中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仍在發揮作用,新老晉商之間已沒有什麼聯系』,劉建生說。
記者發現,晉商只能是一個歷史概念,原因很簡單,山西的商業文化在大約一百年前出現了斷層,至今沒有緩過氣來。
轉型的艱難
『山西哪有什麼民營企業家,還不都是靠官府吃飯的。』太原市一位搞電力的老板這樣對記者表示。由於擁有了省電力局的相關經營權,這位老板不用承擔什麼風險,每年就能有八位數的收入,像很多山西老板一樣,他主要的理財方式就是在大城市買房,至今已經在北京擁有了四處價格不菲的房產,且都是一次性付款。
提到山西商人,幾乎眾口一詞『煤老板』、『暴發戶』。的確,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全國能源重化工基地,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讓部分山西人『彎彎腰』就能撿到真金白銀,但又在另一方面抑制了他們的創新精神。想想老晉商的發跡史吧,那可是在一無資源稟賦、二無政府資源的情況下崛起的。
資源型的產業,一般都是誰掌握了資源,誰就擁有了財富。長期吃『計劃飯』的山西省,也因此抹上了濃厚的『崇官』色彩。正如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裡寫到的:『中國傳統的做法不是造出較好的捕鼠籠來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謀取捕鼠專利』。
在去太原的高速公路上,『讓三個代表成為太舊發展的精神支柱』類似的標語屢見不鮮。平遙古城外的牌樓前居然寫著這樣的標語:『熱烈慶祝平遙縣原縣委書記×××66歲壽誕』,一位賣旅游地圖的老大媽告訴記者,很多人還為此送上財物。記者分析,這種行為應該不是官員的要求,而是當地民風的體現,商人、百姓為了與一位下了臺的官員『拉關系』而登門送禮,那場面估計也『相當的壯觀』。
在官、商利益的共同驅動下,建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山西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大挖煤炭的歷史,而山西企業家的行業組成,也幾乎全都染『黑』:『山西本省排名前十位的富豪中,無一不是煤炭起家的』,當地的一位記者說。對資源的過度開采,造成了資源的枯竭、環境的污染、交通事故的頻發以及貧富差距的拉大。記者去山西的大巴能裝32個人,結果只坐了9個,問鄰座的山西人後不禁心有餘悸,那人的回答是『我們腳下的路是空的,挖煤挖的』。
實際上,相比豐厚的礦產資源,山西的歷史文化資源一點也不遜色。在去年太原建城2500周年的慶典上,針對『研究中國10年歷史看深圳、100年歷史看上海、500年歷史看北京、1000年歷史看西安』的說法,山西省提出了『看中國5000年歷史還看山西』的口號。專家認為,這給出了山西省經濟轉型的信號。
在中國,因旅游而發家的企業家為數不少,而在山西卻幾乎找不到。山西省文物資源佔全國70%以上,而叫得響的名字卻不多,喬家大院的出名還是因為近幾年來外省攝制組拍攝的幾部作品,如《大紅燈籠高高掛》、《喬家大院》而揚名,真正由當地的民營企業家投資經營並獲成功的項目還寥寥無幾。
晉中市是晉商鼎盛時分布的地方。當地領導告訴記者,晉中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2處,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5處,並擁有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和兩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而走在祁縣晉商一條街的石板路上,看著在那些精雅的屋宇間經營著的各種雜貨鋪鱗次櫛比,記者感嘆他們是在巨商的腳下做著最小的買賣。
累計到去年,晉中市民間投資文化產業的不足10億,文化產業短腿的現象十分突出。即使是已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平遙古城,旅游經濟所創造的財富也僅佔全縣GDP的不到5%。
山西省的富翁遍地,如此具有誘惑力的文化產業為何少有問津?記者采訪到的一些投入這一領域的老板表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煤炭的暴利讓他們對文化產業的前景視而不見,『每天彎彎腰就能掙上幾十萬,對他們說商機無限那是對牛彈琴』。另一個原因是山西商人的素質普遍不高,『要想富、鑽黑庫』的念頭已經禁錮了他們對其他產業的嗅覺,文化產業他們一時間還真玩不來。
然而不管怎樣,渾厚的歷史和曾經晉商的輝煌,都為新晉商開啟了一個嶄新的創業空間。
票號的新生
聞名天下的『日昇昌』票號坐落在平遙古城一條普通的街道上,這裡是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被譽為中國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而就在平遙城外,相隔『日昇昌』約3000米遠的地方,一座叫做『晉源泰』的二層淡綠色小樓同樣擁有著一項中國金融界的『第一』——去年12月28日,這裡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家小額放貸試點的民營銀行(同時獲批的還有『日昇隆』)。
站在『晉源泰』的二層辦公室裡,韓四恭可以望見被風化了的,有些斑駁的平遙古城,這位方面大耳的民營企業家是『晉源泰』的四個股東之一。60歲的韓四恭是平遙四貢村人,從1978年開始經商,自稱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企業家』,他一手創辦起來的四貢煤化有限公司多年來一直是平遙縣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年產值1億元以上。
韓四恭告訴記者,『晉源泰』這個有著老晉商風韻的名字是他自己起的,『晉』當然是指三晉大地,反映了山西人的鄉土意識;『源』是希望公司的財運源源不斷,體現了山西人對財富最朴素的渴求;『泰』用他的解釋就是穩如泰山,這一方面說明了韓四恭的穩重,又流露出一種相對的保守,二者與老晉商都十分一致。
『緣份』,談到投身金融業的原因,韓四恭表示很簡單,去年6月央行准備在山西啟動小額試點的計劃後,平遙縣召集40多位老板參與競標,最後韓四恭與另外三個股東一同中標,四個人每人出資400萬元,而董事長由韓四恭擔任。
韓四恭的祖輩都是當地農民,只有他的爺爺有過『晉商』的經歷,曾是一位賣糖塊兒等雜貨的小商人,『現在他的名頭沒有我大』,韓四恭驕傲地說。『買賣興隆把錢賺,給個知縣也不換』,晉商『士農工商』中『商』為上的傳統在韓四恭這裡得到了繼承。
最崇拜的晉商是誰?『雷履泰!』韓四恭脫口而出。雷履泰就是創辦『日昇昌』的總經理,他曾經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在他的任期內『日昇昌』達到了鼎盛。為什麼崇拜雷履泰?『因為他誠信,做到了匯通天下』,韓四恭的回答也很簡單。
韓四恭告訴記者,自從『晉源泰』開業以來,四貢煤化有限公司已經交給了36歲的兒子,自己則全身心投入到票號的工作中來。他向記者談起『晉源泰』的經營情況,顯得很興奮:截至3月15日,『晉源泰』共放款460萬,其中投放至三農領域的佔67%,投至旅游業的佔20%,剩下的投至流動性的微小企業。根據公司的規定,每筆貸款上限不能超過10萬元,至今為止數額最小的一筆貸款為3000多元,是給一戶農民買種子和化肥用的。他預計『晉源泰』的平均年贏利可以達到10%左右。
與做煤炭的『日進斗金』相比,這樣的利潤率會不會顯得很低?談到這個問題,韓表示煤炭屬於周期性很強的產業,容易大起大落;而要想『長久的富』,還是要開票號這樣的『久鋪』。
雷履泰與韓四恭,同樣半路『轉行』,同樣成為了具有歷史意義票號的『掌櫃的』,而我們卻不能簡單地得出下面的結論:韓四恭是新晉商的代表。
首先,雷履泰之所以能夠成為老晉商的代表,是因為他創辦的票號是匯兌業務需求達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其自發創辦的,而如今的小額貸款試點雖然需求也很旺盛,但還屬於政府批准下的試點產物,相關配套措施還很不成熟。以『晉源泰』評估信用的方式為例,目前有抵押、質押、信譽和信用擔保四種,而信用擔保的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這給今後的還款情況帶來了不便;記者還了解到,佔評估份額70%以上的抵押,並不是由中介方的資產評估機構或會計師事務所來評定的,而是由當地的房產管理委員會進行評估的。
面對記者的擔心,韓四恭顯得『滿不在乎』,並表示『初創階段不能設立那麼多機構,否則成本太高』,而當被問到是否考慮到這些因素時,他也只是憨憨地笑笑。
其次,與老晉商們大都經過科考不同,由於歷史的原因,韓四恭這撥山西商人沒受過什麼正式的教育,比如韓四恭的學歷只是小學,接任其四貢煤化有限公司的兒子也只是初中學歷,這也制約了他們的發展。
老晉商還有一個與現在不同,他們不論是商品經營還是資本經營,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直接從事經營,多數是由財東出白銀若乾,委托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乾的人當『掌櫃的』,從事某種經營活動。可以說那時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在今天仍有借鑒作用。目前,韓四恭正帶著自己的三女婿參與『晉源泰』的經營,意在將其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
當然韓四恭還是聰明人,記者了解到,德國的一家商業銀行正准備來華考察合作事宜,並對『晉源泰』的員工進行培訓。『幫助我們做大做強,我們怎麼會不同意呢?』,韓四恭又給出了一個朴實、簡短的回答:『要與時俱進』。
晉商當村官
受內陸黃河文明的影響,晉商一直以封閉、保守著稱,賺到錢以後,或者修築防御性極高的深宅大院,或者代為行使當地政府的一些權力,總之是惠及鄉裡,成了晉商的傳統。這在今天的山西商人中,也不乏其人。
在山西晉中市,民間文化產業的投資不足10億,然而有個老板一個人就投資了7.5個億,這個人叫閻吉英,是山西三佳煤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閻吉英的財富也來自礦產資源,從1983年800元起家,如今公司也有30個億的資產。閻吉英投資的項目叫做棉山,因春秋晉國大夫介之推在這裡遇火焚身而聞名,後代的文化遺產使其成為一座眾教相融的名山。從1995年開始,閻吉英開始投資修復、開發棉山,10年內陸續投資7.5億元,成為全國首家民營資本注入國有旅游資源的企業,棉山也成為全國首家民營化的大型名勝風景區。
由於閻吉英本人到天津港簽訂焦炭合同,記者在棉山並未見到他本人,只好通過他的下屬對閻吉英有了一些了解。在他們看來,老板就是一個『大道』之人,集團董事長助理毛曉彤用『愛國、愛民、愛家鄉』來形容閻吉英,認為『過去晉商看大院,當代晉商看棉山』。所謂『愛國』,就是三佳集團的發展一直是純利潤在開發,銀行貸款一直為零,沒有對銀行的風險;『愛民』是指集團共解決了農村剩餘勞動力、下崗職工等7000多人的就業問題,加上間接就業達3萬多人,而棉山所處的介休市總共只有30萬人口;所謂『愛家鄉』,是說閻吉英本人海外沒有任何公司或資產,所有的資產都投在了他的家鄉介休,每年介休8個億的財政收入中,三佳可以達到1個億,用乘數效應來講,就是三佳每賺1塊錢,當地社會可以賺到7塊錢。
與這種貢獻相匹配的是閻吉英本人的身份,記者了解到,閻吉英不僅是三佳集團的董事長,還是集團總部所在地——介休義安村的村長,更令人吃驚的是,在介休,老板回村當村長的比例佔當地村長的40%以上。
從歷史上看,晉商就有類似於『鄉紳自治』的特點:他們以手中掌握的財富為基礎,把封建社會的商業道德,封建社會人與人的關系,與社區的關系,鄰裡的關系發展到極致。清末平遙城牆的修繕工作,實際上完全由商人出資管理。
從建設新農村、回報社會的角度講,這種現象未嘗不是好事。記者得知,實際上閻吉英本人並不願意當村長,據說有幾個老人跪倒他的家門口請他當,他纔推辭不掉的。在農村,人們都希望富人當村長,最擔心窮人當村長,『因為富人不會伸手管百姓要錢,還可以解決他們養老保險費、安裝電話費等的繳納』,當地宣傳部的一位副部長告訴記者。
經濟學家梁小民認為,與屬於移民的徽商不同,晉商的鄉土觀念極強,無論他們在哪裡做生意,最後都要回到山西,這對於今日的山西是有幫助的。
在記者心中,始終有一個擔心:對家鄉父老有如此貢獻的『大恩人』,能否持續地為鄉裡鄉親做出貢獻?會不會導致嚴重的個人崇拜和專制?而采訪過程中,這樣的擔心也有所體現,這不僅體現在閻的下屬對閻近乎於『崇拜』的態度上。
在棉山腳下,一塊幾十平米的大理石功德榜引人注目,上面是為閻本人歌功頌德;道觀前香爐兩側掛的對聯,仔細看會發現那是一對藏頭聯:上聯的第一個字是『吉』,下聯的第一個字是『英』,念下來會發現,那還是在給閻『戴高帽』。在香火繚繞的宗教聖地,這樣的紀念讓人感覺很不是味道。
應該說,閻吉英在用中國傳統道德進行管理方面,甚至超出了他的晉商前輩,然而在公司治理結構上並未效仿他們的成功經驗。目前三佳集團的股權結構完全是閻吉英一個人所有,而一百多年前的山西票號,就開始了最初的股權激勵——給優秀的職工以有分紅權、而無支配權的『身股』,被認為是保持晉商活力的一大要素。
歷史規律告訴我們,治理一個強大的商業帝國不能僅僅依賴中國傳統的人文體系,而一定有賴於現代企業的建立。在硬件環境上,閻吉英已經做的足夠出色,而在軟件環境上,需要完善的東西還有很多。
期待新晉商
時尚的黑框眼鏡、嬉皮士式樣的穿著,以及口中不時蹦出來的英語口語,33歲的劉曉東一點也看不出來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山西人。當然,最能區分他們的不是表層的穿著、言語,而是深層次的思維和行動。
在平遙的明清大街上,劉曉東經營著一家叫做『雲錦成』的客棧。明清風格的大門、大堂、天井,加上濃厚的現代夜生活的元素,讓這座客棧成為平遙古城內最具靈性的地方之一。談到投資這個客棧的動機,劉曉東認為『平遙需要開口說話』。
劉曉東生於太原,在北京大學畢業後進入深圳華為公司,成為一名IT銷售人員,後來他又回到山西,經營IT業完成了原始積累。
原本,劉曉東的想法很簡單,只是在價值被低估的情況下,在平遙古城內買下一處民居,等待昇值。而專家的一句話讓他改變了主意:『商業一旦戴上文化的帽子,你的利潤值將無限地擴大』。兩年前,在670萬買下這座2000多平米民宅的永久所有權以後,劉決定對民居進行改造,花了700多萬進行了裝修,最終形成了現在的『雲錦成』客棧。整個客棧共有24套房間,房間內完全是明清民居的設置,價格也的確不菲,每間房每日1280-1480元不等。
與旁人羡慕的眼光一樣,劉曉東也很得意於自己的這筆投資,他表示得意的並非眼前能夠帶來的利潤。有人問他是否耐得住一段時期不贏利的『寂寞』,劉回答說他把『雲錦成』看成一件作品,『經營客棧本身就是一個愉悅的過程』。同時他也自信客棧長久的價值:『這民居是文物啊,穩賺不賠』。更令他充滿自信的是他認為自己是在做軟環境的東西,『就像做IT產業一樣,最賺錢的絕不是硬件,而是軟件,我們正在做軟件』。劉告訴記者,『雲錦成』的每一處設計,都來自於他的創意,並由美工代為完成的。
『閱歷、智識、品味的結合纔能打造出一個成功的文化產品,不是簡單地學一些皮毛就行的』。對於一些山西省旅游文化企業的現狀,劉流露出自己的驕傲。
大學學習微波的劉曉東,如何對藝術設計有著自己的理解?得到的答案是『學習,並有效利用各方面的資源』,為了打消記者的疑慮,他還談到自己今年即將從北大獲得EM BA的畢業證書。
『你是否認為自己是新晉商中的先行者?』面對記者設下的『陷阱』,劉在自謙『不敢當』的同時,回答中透著精明:『我喜歡當先驅,但絕不當先烈』。
大多數的山西人普遍會抱怨當地的經商環境,而劉曉東的看法則顯得務實:『政府的信心,也來自於我們企業的做實』,『強調經商的環境不好,只能是因為你的適應能力有問題』。他還表示,『山西的土壤很養人』,『山西省的商機無限』。
劉曉東向記者談起他未來的打算,表示未來如果進入客棧的資本龐大了以後,可以開辦一個民俗賓館的管理公司,聘請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酒店托管公司進行管理,『這些經驗的積累和獨到的商業文化是資本不可比擬的』。此外,劉還計劃將『雲錦成』打造成國際金融家俱樂部的一個平臺,邁出『現代票號聯合體』的第一步。
把民居改造成兼具現代與古典風韻的客棧,又將當下的金融家俱樂部與票號相連,在其中摸索一個合適的交叉契合點,應該是劉曉東在新的山西商人中引人注目的原因所在。畢竟,將山西的硬件優勢——如古建築和軟件優勢——如晉商文化恰到好處地結合在一起的例子,還十分鮮見。顯然,劉曉東遠稱不上新晉商的代表,但他的嘗試讓我們看到了方向,也看到了希望。
餘秋雨在《抱愧山西》的文章中認為歷史上的山西商人『只能靠錢財發言,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橕』,由此他定義晉商『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櫃』。低谷往往意味著重生,面對機遇的山西商人,除了好好回味祖宗的商道外,勇於摒棄束縛他們發展的傳統,擁有一個健全的現代商業人格,乃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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