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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東。一條不起眼的街,街邊一座不起眼的辦公樓的第3層,就是東方希望集團的總部所在地。2003年12月23日,記者在這裡見到了名列中國富豪榜的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
2003的『鋁』程
會客室只有15平方米左右,這使得兩件物品更為顯眼:一件是掛在牆上的地圖,上面插滿小紅旗,每個小紅旗都代表『東方希望』的一個飼料廠,有200多個。
另一件東西擺在靠窗的一個方桌上,上面蒙了一塊黃色絲綢方巾,像電影上呈給皇帝的貢品一樣。
這件『貢品』,是一塊20公斤重的鋁塊。
劉永行以前一直有一個習慣:每到一家飼料廠,第一件事就是親口嘗一嘗飼料的味道。現在,他又養成了另一個習慣:一到會客室,就要親手將那面黃絲巾揭開,彈彈灰,看看鋁塊,再蓋上。
那是他進入鋁業後生產下線的第一塊鋁錠———其生日是2003年11月3日,出生地是包頭。
劉永行用一年時間在包頭建成了一家年產20萬噸鋁的工廠,而且是在當地5個月冰凍期、3個月SARS的條件下完成的。
『我告訴你我們怎麼做的。』劉永行斜靠在沙發上,『在那5個月封凍期,我花了100萬元用塑料大棚將整個工地包了起來,大棚幾十米高,1萬人的建築安裝隊伍輪班作業;棚裡面搭爐子燒煤,燒了100萬元的煤。』
『我的目的是搶那5個月的資金利息、搶5個月的折舊費、搶提前5個月實現利潤———數字好大!』一談到鋁業,55歲的劉永行就興奮得眉飛色舞。
整個2003年,劉永行的妻子———燕子在家裡能夠看見丈夫的日子,1個月只有兩三天。從30多年前劉永行在四川新津縣的一個集體小廠做家電修理工開始,到他成為億萬富翁,燕子就一直跟著他。
為了2003年要做的事,劉永行和他的同事們准備了6年———他們要成為重工業企業,而不僅僅滿足於賣飼料。
在中國這個市場經濟發展並不平滑的環境中,劉永行正在走出一條平滑的酷似西方典型企業的發展曲線———以農業、輕工業完成積累,然後用這些積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過渡。
如果燕子允許在臥室裡擺上一塊20公斤重的鋁塊的話,劉永行早就那麼做了。自10月和11月在包頭、山東投資的兩家鋁廠相繼投產,劉永行對待那些鋁塊就像對待寶貝一樣——他認為,東方希望集團的第二主業已經形成了。
安全是一切的基礎
2003年年頭,山西海鑫集團董事長李海倉在辦公室內被槍殺事件在媒體上報道後,引起全社會議論紛紛。同為富豪的劉永行,對此自然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當時國內有家雜志總結了導致企業家面臨禍端的多種征兆,其中一條是:企業家在改革時觸動某些既得利益並拒給其任何補償,企業家拒絕給予某某在生意上的合作機會、企業家回避解決家庭生活中的不和諧問題……這些矛盾雖然小且邊緣化,但長期郁結,最終爆發,有如四兩撥千斤。
對這樣的信息,劉永行說他非常重視。『海鑫事件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安全是一切的基礎。建一個那麼大的公司,在管理上要有層次,不要把矛盾激化,應有矛盾隔離層,分層處理矛盾問題,不要把矛盾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劉永行說,『而且,在人身安全方面,企業家應盡可能地保護自己。』
在李海倉被殺事件報道之前,劉永行出差從來都是就近入住,現在他也開始捨近求遠地挑好的四五星級飯店了。『家人與朋友們總囑咐我住好酒店,我接受了。』
事實上,李海倉事件的發生,在中國富豪群體中引發了對人身安全的擔懮,以至於一些地方的保鏢業也因此發展得如火如荼。
『你怕嗎?』記者問劉永行。
『不怕。因為我本身比較低調,工作層面與社會接觸少。過去出差經常一個人走,現在也有隨行人員。』劉永行說。
劉永行非常強調與員工的溝通。『員工的要求是不能拒絕的。』他說,一個好的企業領導人,要善於跟他的員工交流。
『躲開』某些行業
2003年對於中國富豪這個群體而言,是一個多事之秋:李海倉被害,楊斌受審,周正毅被抓,還有劉波和艾沙由夫外逃,孫大午被『冤』……
人們甚至認為,轉型社會中產生的富翁,很難躲開『原罪』的嫌疑。劉永行能夠躲得開嗎?
對於這一點,劉永行承認,他確實一直在躲,『但不是躲這個嫌疑,而是躲開必須通過尋租纔能獲取競爭優勢的行業。』
劉永行告訴記者,東方希望集團總部1999年從成都遷至上海時,正是上海地產業的啟動期。『但地產業要搞很多關系以獲取資源,不是我喜歡乾的。而我們現在的兩個主業——飼料業與鋁業,都是國家支持民資進入的。』
劉永行說他不喜歡與人搞關系、搞資源,並認為這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但這並不是說我就不與政府打交道了。』劉永行表示,『只是,我與政府官員打交道時,只用能帶來就業和稅收來打動他們。』
事實上,中國的改革走到現在,有一種現象仍然無法回避:企業(包括正在崛起的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總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政府的影響。
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在今年的百名富豪榜中,新上榜的就有40人,這足以說明中國市場經濟秩序離成熟階段仍有好長一段路要走。不成熟的市場秩序離不開政府的乾預,但政府乾預對於企業家們而言,往往蘊藏著獲取財富的機會,從而激勵他們向政府靠攏———這甚至成為一個悖論了。
所以劉永行說:『有些會議,我必須參加,像工商聯的會、「東方希望」投資所涉及的省市領導組織的相關會議等。有些會議,即使不要我參加,我也要想辦法擠進去。』但他同時又強調:『我靠空嘴來說服人家,不送禮!』
只超前半步
『孫大午事件』是2003年發生的另一宗『富豪事件』。同為民營企業家的劉永行說:『我與孫大午的區別僅在於:我走快了半步,他走快了一步。』
劉永行認為,『孫大午事件』是個悲劇,但後來有關部門處理得比較得體,既維護了法律的嚴肅性,在中央乾預及媒體的影響下,孫大午也得到了合理的寬容。這個結果是得民心的。
『孫大午是個優秀的民營企業家。只是由於國家金融制度還不完善,法規滯後於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纔會「出事」。』劉永行說,這件事如果發生在5年前,老百姓根本不會知道。現在整個社會的透明度高了,它纔會引人注目。孫大午所做的事,雖違規違法,但利國利民,所以高層的乾預是對的。中國目前還不是一個制度和法制完善的國家,有時需要這樣的乾預。
『孫志剛事件』在2003年同樣引人注目。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作為企業家的劉永行,會對這個事件保持了更高的關注度。原來,他們企業的員工以前也經常被收容。
為此,早在2001年浦東開發區政府召開的一個會上,劉永行就對收容遣送制度提出了質疑。『孫志剛事件』最終令收容遣送制度走到了盡頭。
『我們有些方面的改革落後於現實,現在往往是事件推動改革。』劉永行說,『你想過嗎——為什麼一個事件就能推動一項重大改革產生呢?因為社會的、政治的寬容度都大了!』
『從1982年開始起步,你的發家史基本上貫穿於中國整個改革開放史。這期間,那麼多曾經響當當的人物都由於各種撞線行為而被絆倒,或被清算。你從來沒撞過線嗎?』記者問劉永行。
『怎麼沒撞過線?不僅撞過,而且不止一次!』劉永行並不諱言,』當年不許辦私人企業,我辦了;後來政策又規定一家私營企業僱員人數不許超過8個人,我們當時僱用了100多人,早超過了;再有,1992年時國家仍不許民企辦集團公司,我們也辦了。』
『只是我們有一個方法,就是事先向相關部門提出申請,為改革提建議,做改革的試驗品。』劉永行又這樣解釋他屢屢『撞線』卻沒被『絆倒』的原因,『我這叫超前半步。如果顧不上打招呼,只是一味往前走,那就超前一步了,就容易被絆倒。』
劉永行同時認為,民企本身對社會也要有一個寬容的心態。『民企是粒種子,上面曾經蓋著塊大石板。後來鄧小平揮錘將石板打碎了,那我得趕緊吸收水分和空氣,但絕不提出要別人澆水、施肥的苛求。』他說,『有些困難必須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願就無怨無悔。』
幾天前,中共中央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修憲建議時,建議將『保護私有財產』的內容寫進憲法。劉永行形容,他聽到這個消息時,『像孩子一樣跳了起來』。
劉永行說,雖然美國憲法都沒有這一條,但中國要有。因為在發達國家,私有財產從來就是受到尊重和保護的,而中國在歷史上甚至到目前,仍沒有形成這個傳統和文化。所以非常需要將保護私有財產寫進國家根本大法中。
關注理由
對於中國富豪這個群體而言,2003年是一個多事的年份:李海倉被害,楊斌受審,周正毅被抓,還有劉波『外逃』,孫大午被『冤』等等,不一而足。
於是,一個中國人極感陌生的詞匯:『原罪』———財富的『原罪』———陡然間成了一個公眾話題。與之相連的,則是中國民營企業家們的命運。
中國的民營企業,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產生並發展起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民營企業家們似乎都是帶著『原罪』上路的,他們注定命運多舛。
但是,有人轟然倒下,身陷囹圄,比如楊斌,比如周正毅,比如更早前的牟其中;也有人坦然自立,繼續前行,比如魯冠球,比如劉永行……
命運何以如此迥異?
在2003年年終的時候,我們專訪了位於後者之列的劉永行。他給出了部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