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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海富豪周正毅涉嫌問題貸款被扣查,對富人群體沸沸揚揚的議論再掀波瀾。部分網絡媒體順應大眾熱點做成一個專題,在那裡還看到一些已經犯事出局富豪們的名單:仰融、劉曉慶、牟其中等等。但對富人群體激憤的責難、全盤否定卻又是一種極端的做法。我以為在滿足於口舌之快時,各方不妨冷靜地思考一些問題。
其一,政府和社會應該深刻反思、加速健全和完善市場規則與制約監督制度。從許多個案分析,八十年代興起的富豪似乎有一個共同特點,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比如周正毅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按照經濟學一般理論,受教育程度與收入程度應該是正比關系,緣何到了我們這裡就變樣了呢?看來只能從規則和制度那裡找原因。
中國富豪們的起家創業歷程,往往不為人知,能公開的,又常讓人驚嘆於他們運作資本之雄厚、手法之大膽。但我們不能忽視其中一些人的纔能更多的是發現和尋找規則的漏洞、並運用這些漏洞積累自己的『第一桶金』。在這一過程中知識水平的淺薄反而成了一個特殊的優勢,知識人群往往有潛在的規則或法制意識,有些知識層次較低的富豪們腦子裡卻沒有這些束縛自己的東西,有時甚至可以膽大到敢於對法律明文規定的東西鋌而走險(其實也就是無知者無畏),而這個階段又是我們國家法律和規則正在建立和完善的時段,一些漏洞使得『問題富豪』們有機可乘。
富豪們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有些與權力部門的腐敗分子結成千絲萬縷的互相依存關系。由於規則的不健全,給權力尋租腐敗留下巨大的空間,一些腐敗官員為富人違規犯法『保駕護航』,以權錢交易走向同流合污。於是,一方面是市場規則本身的不健全、一方面是個別規則執行者還在踐踏規則,使得不少資本的積累打上了『原罪』的烙印。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這是眾人皆知的道理。若乾年來我們的社會和民眾因為規則的不合理、法制的不完善、監督制約機制的不健全已經付出了代價。政府應該引導民眾積極參與對規則和制度的完善、加強對政府及其官員行為的監督和制約。對於富人群體的『原罪說』也應該有個合理的解決辦法,違反法律的必須糾正,而法律本來的漏洞只能歷史辯證地對待;至於官員的貪污腐敗則應決不姑息,這是從嚴治政的根本要求。
依法治國,具體應該體現在法律規制的完善健全、有效的監督執行上,加入WTO確實是一個契機。亡羊補牢,未為晚矣,希望我們能加速建立起覆蓋寬廣、規則嚴密、監管到位的市場准則,讓新一代富人群體能清清白白地積累財富。
其二,社會和公眾輿論應該正確評價先富起來的群體,富人也當反思和自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三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令世界震驚的飛速發展,在這一過程中,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給一些有能力優勢和抓住機遇的群體提供了發展的平臺。同時,這個群體也在為社會提供就業機會、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對這樣的發展成果社會應該給予全面公正和積極的評價,我們不能因為少數人利用腐敗權力、利用偷逃稅收、利用走私造假發不義之財而否定極大多數以勞動、智慧、資本等要素先富起來的群體,不應該因此而產生寬泛的『仇富心態』。
不可否認,對富人群體形象的玷污相當程度是來自於個別富人,他們確實為富不仁,包養情婦、涉毒涉黑、飛揚跋扈、賄賂官員,做了許多危害社會和公正的事情。由於『富豪』們的新聞價值強,一有風吹草動便成了聚光燈下的焦點(這些富人在未出事前也常常是媒體的座上客或報道熱點)。個別媒體熱衷於宣揚富人揮金如土、聲色犬馬的生活,這確實是一種社會取向和導向的問題。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富豪勤奮節儉或向奉獻社會的事例並不少見,網絡上『富豪節儉』的網頁新聞也有數百條之多。
因此,作為大眾關注的焦點,一方面富人在言行舉止上確有反思和自律的必要,另一個方面社會和公眾也應該褒揚勤儉奉獻、貶斥為富不仁,形成守法進取、積極向上的輿論氛圍。當然,我以為富人在財富的合法追逐和積累上大可不必從此行事低調,要想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活力競相迸發,沒有那種氣魄和決心是難成事業的。
說到最後,如何理性看待富豪現象,其實還是一個各方換位思考的問題,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對一個事件的認識和判斷,激動之後冷靜思考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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