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資料：2001年6月，中國第4任證監會管理班子上任時的中國證券市場總市值5萬4000億人民幣，而到今年1月初市值總額為4萬億，除去此期間新股市值，總市值蒸發2萬4000億，流通市值減少6000億。什麼原因？邵道生提出了他的『一家之言』。

　　(一)近二年的證券領域發展如何？四個字：『不近人意』。

　　大盤從2300多點被砸到1300餘點，深滬兩市自2001年6月以來，蒸發了6000億市值，不僅股民損失慘重，而且券商也叫苦連天，據一家證券公司的負責人的『估計』：去年每家證券公司的平均虧損數額在4億元左右，估計券商行業的整體虧損將在400億元之間。股市之慘跌當然影響了社會從股市的融資，中國證監會最新發布的統計顯示，2002年我國企業通過股票市場共計籌資960.41億元，其中再籌資額比2001年下降56.8%，對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當然是一個很不好的『利空』。

　　於是人們紛紛去問：『這是為什麼？』的確，若是中國經濟宏觀面不好，泡沫嚴重，或是主管層就是不想讓證券業發展起來，盡出利空政策，也許大盤跌得還是有理由；然而，這些理由根本不存在，中國經濟宏觀面是世界一枝獨秀，監管層面對大盤單邊走厎，煞費苦心地頻出利好政策，然而一點都沒有用，大盤照跌不誤，而且是慘不忍睹。

　　(二)誰應該對這種現象負責？

　　於是以下一種聲音便強了起來：『以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為代表的「海歸派」應對近兩年來股市的持續下跌負有一定的責任』，『主要體現在不切實際地國際化，最終導致了三個「搞垮」(搞垮證券市場、搞垮券商、搞垮投資者)』……

　　將市場下跌簡單歸之於主張強硬立場的『海歸派』，是不是公允？

　　『加強監管就是打擊股市』，這樣看問題的方法是不是『看』到了問題的根本？

　　『與國際社會接軌』，是不是就是搞垮證券市場、搞垮券商、搞垮投資者？

　　若是問題果真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簡單，那麼就讓那些主張『本土化』的人士去執掌證券業好了，結果呢？可能會將證券業搞得更糟。

　　(三)『海歸派』主張的『強化監管』究竟是『利好』還是『利空』？我們社會中的一些『明白人』在這個問題認識上出現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常識性的錯誤』。

　　若是現在有人問這樣一個問題：如今社會如火如荼開展的反腐敗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究竟是『利好』還是『利空』？我想人們一定會對發問者的心智是否正常產生懷疑。因為只要稍微頭腦正常的人就會明白，反腐敗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絕對是『利好』。為什麼？據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先生的研究，當今社會存在的四種類型——『尋租性腐敗、地下經濟腐敗、稅收流失性腐敗和公共投資與公共支出性腐敗』——造成的各類經濟損失，平均每年佔GDP的13.2%-16.8%之間(指90年代後半期)。而如今呢？根據近幾年社會反腐敗的特點，中國政府有條不紊開展了對腐敗的高發區、頻發區——金融、證券、房地產、土地批租出租、建築工程和物資采購等領域——的反腐敗斗爭，將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產大王』等『經濟蛀蟲』送上了審判臺，這就最大限度地縮小了社會的經濟損失，保障了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社會得益，老百姓得益。

　　譬如，以開展轟轟烈烈的全國性反走私斗爭來說，極有成效，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通過對廣東湛江、福建廈門大案要案的處理，初步地將猖狂的走私氣焰打了下去，作為國家財源之一的石油企業很快地從虧損轉為贏利，而1999年國家職工的工資增加又是從哪兒來的？就是沾了打擊走私之『福』。此外，據有關方面的統計，從1997年10月到2002年5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79萬餘件，結案78萬餘件，給予黨政紀處分78萬多人，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301億元。再以沈陽慕馬腐敗案為例，據《人民日報》報道：在反腐敗斗爭的政治洗禮面前，沈陽贏得了經濟的恢復性快速增長。2001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0.1%，財政收入增長34.3%。2002年國民經濟多項主要經濟指標創歷史新高，全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400億元，比上年提高13.1%。財政收入突破百億元大關。實現工業總產值2110億元，比上年增長18%！

　　從某種意義上說，反腐敗就是對權力者的『強化監管』，既然反腐敗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如此的『利好』，那麼，『海歸派』的『強化監管』對中國證券業的發展又怎麼能是一個『利空』？！

　　中國的一些『大學問家』的『學問』已經大到了對一些『常識性問題』都要產生疑問的程度了！

　　(四)若是將『海歸派』主張的『強化監管』放到『三個代表』思想中去思索……

　　2002年的中國股市的確掀起了一場『監管風暴』。以史美倫為代表的『海歸派』在上任後的9個月中，證監會的確出臺了40多個法規條例和處罰決定，而且也的的確確查處了一批諸如億安科技案、中科創業案、博時基金案、銀廣夏案及三九集團等證券領域中的重大違紀違法事件，一些媒體將自她上任後查處的這些事件稱作十年中國股市的『空前絕後的大手筆』。

　　問題是：『海歸派』這些查處究竟應不應該？是太早了、太急了，力度過分了？還是太晚了、太慢了，力度還嫌不足？

　　問題是：『海歸派』們的查處究竟是代表了誰的利益？究竟是損害了誰的利益？

　　現在大家不是都在談『三個代表』嗎？不是各個領域、各個工作都要貫徹『三個代表』思想嗎？若是將『海歸派』主張的『強化監管』放到『三個代表』的思想體系中你就會發現，『強化監管』代表的正是廣大中小股民的強烈願望，正是眾多守法券商進行合理競爭的迫切的要求，正是一個健康證券市場最為需要的游戲規則。

　　所以，與『三個代表』思想一對照，將『海歸派』的『強化監管』結果歸之為導致『三個搞垮』：搞垮證券市場、搞垮券商、搞垮投資者』，就顯得十分可笑、滑稽和荒唐，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居然這一『理論』還很有市場。

　　這倒是值得人們深思的啊！

　　(五)『海歸派』的『強化監管』究竟損害了誰的利益？

　　『海歸派』的『強化監管』究竟針對什麼？管的是證券領域裡存在的無序、混亂，管的是多年來證券領域中存在的層層黑幕，所以說到厎，『強化監管』損害的是證券領域中的『特殊群體』的利益，用社會上時髦的名詞來說，它損害的是『既得利益層』的利益。

　　江澤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強調：『所有黨員乾部必須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權、用好權，而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

　　現在，說在中國的高層已經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這既無事實，也無可能，然而在一些地方、一些領域之中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這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在證券領域中這個『既得利益層』是不是存在？

　　先引用中國國家統計局副局長、經濟學家邱曉華曾經說過的一個資料：『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實行部分生產、生活資料和貸款價格的『雙軌制』，讓『特殊群體』享用了價差帶來的6000億元財富。』

　　在八十年代『6000億元』能造就多少個平民百姓望洋興嘆的『富翁』？所以，說這個『特殊群體』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經客觀存在，恐怕是無需多費筆墨就能為人們認可的。

　　這個『特殊群體』是些什麼樣的人？主要是當時掌握權力和資源的各級乾部以及與他們關系密切的人，致富所用的手段主要還是權力腐敗，而且主要還是在金融、證券、房地產、土地批租出租、建築工程和物資采購等領域。所以，在證券領域就存在著一批『食利層』，存在著一批『暴發戶』，這是無需論證的事實。他們弄虛作假，翻手雲雨，興風作浪，無所不為，為的是什麼？二個字：『暴利』。這個『獲利層』的存在，是整個證券領域的最大的不穩定因素，是證券領域健康發展的最大障礙。

　　所以，『海歸派』的『強化監管』最終損害的是證券領域中早已存在的『既得利益層』的利益，是這個『特殊群體』對『海歸派』的『強化監管』持本能的反感、抵觸、敵對。

　　(六)『利益紛爭』在一定條件下是殘酷的、你死我活的。

　　先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在2002年?經發生過一件轟動全社會的『故事』：一篇600字的短文擊潰一家具有神話色彩的公司。為什麼一個『光屁股的藍田』能創造一個『光輝燦爛的神話』？就是靠腐敗，就是靠藍田股份前董事長瞿兆玉同各大銀行一些負責人之間的『只有一根電話線的距離』——高額的回扣使他能從銀行弄到30億巨額貸款，於是只要稍具金融知識就能看出其中問題的『眾位行家們』齊刷刷地患上了『集體失語癥』，然這個螞蜂窩卻被『不知好歹』的弱女子劉姝威捅破了，『藍田神話』破滅了，它雖然讓國家、股民少受了損失，卻是從根本斷了以瞿兆玉為代表的『食利層』的生路，所以，這股勢力敢於殺上門去亂吼亂叫，敢於在起訴書中要劉姝威『公開賠禮道欠，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償經濟損失50萬元』；所以，這股勢力敢於說劉姝威斷了藍田公司的經濟命脈，要她注意自己的身家性命，敢於發電子郵件恐嚇，說『案件開庭之日就是你的死期』……

　　『600字的故事』至少說明兩點：一是在證券領域不『強化監管』是無論如何不行的；二是在一定條件下因『利益』而引起的『紛爭』是殘酷的、你死我活的。

　　所以，對證券領域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不是應不應該管的問題，而是管得太遲、太不力的問題。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證券領域中的『獲利層』已經成了『氣候』，已經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視的隱性力量，他們當然不會輕易將已經獲得的巨大的經濟利益拱手相讓，他們當然不會讓其中的黑幕暴露而將自己送上法律的審判臺。不反腐敗，國家要亡、黨要亡；而反腐敗呢，對腐敗分子來說，人要『亡』、家亦要『亡』。

　　所以對雙方來說，腐敗與反腐敗都是一場『生死存亡的斗爭』。

　　所以，社會的反腐敗斗爭進行得如此之艱巨、如此復雜、如此悲壯，社會的反腐敗斗爭是如此，證券領域裡的反腐敗斗爭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所以當財大氣粗的『食利層』得知中國高層下決心整治證券領域，並付諸實施時，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便下定決心要與高層的這種『強化監管』行動較量一番：你要監管，我就用已經獲得的經濟利益去砸盤。

　　屬於『海歸派』的史美倫上任後的9個月中，證監會出臺了40多個法規條例，查處了諸如億安科技案、中科創業案、博時基金案、銀廣夏案及三九集團事件等很有影響的案件，可以稱得上是十年中國股市『空前絕後的大手筆』。

　　而在這個過程中『既得利益層』也決不是坐以待斃，你越堅持，我就砸得越狠，即使利益暫時受損也要這麼做。過去是『集體無意識』，而如今呢，則是『集體有意識』，雖是無統一組織，卻是高度的『統一意志』，而其目的，是為了讓股市混亂，造成整個股民的恐慌心理，使你無法強化監管。所以，每當監管措施出臺，我們的大盤卻是應勢而落，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強化監管』好不好？好！『強化監管』應該不應該？應該！『強化監管』只能使證券走向有序，只能保護廣大中小股民的利益，怎能是『利空』？就像國家嚴厲打擊腐敗一樣，禍國殃民的腐敗分子被一個個揪了出來，大量侵吞國家資財的蛀蟲被清理出去，江山不會變顏色了，人民的利益不被侵吞了，經濟建設有了保障，怎能是『利空』？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只能是『利好』又怎會是『利空』呢？！

　　所以，必須從新的視點——從『腐敗與反腐敗之間的較量』——去審視證券領域中的股指狂瀉現象。

　　(七)監管層的『錯』究竟在何處？

　　從某種意義上說，反腐敗是?明的權力者和腐敗了的權力者之間的斗爭，這就決定了這場斗爭的復雜性、艱巨性、殘酷性。

　　而證券裡的腐敗與反腐敗由於：(1)證券業裡的腐敗分子都是一批具有權力背景的高智商的『精英』，與他們斗爭就更有難度；(2)證券業本身還有一套一般人難以弄懂的『經濟規律』，使這場斗爭更加顯得撲朔迷離；(3)證券業中『食利層』的力量早已是今非昔比，它可以『集體無意識』地『顯示力量』，甚至在一小段時間中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走勢，將社會弄得很『尷尬』，所以在這一領域中的斗爭顯得比社會上的反腐敗斗爭更復雜、更困難、更尖銳。

　　證券業裡的一批具有權力背景的高智商的『精英』很懂得『審時度勢』，很懂得利用管理?層的『政策失誤』，所以當管理高層試圖采用通過『國有股減持』使社會保障基金獲得來源這一忽視中小股民利益的做法時，當整個股市處於低迷而管理層還是不減慢擴容節奏、加緊?錢時，當國務院已經決定停止『國有股減持』然證券會裡的某些人居然放風要在『三板市場』實施所謂的『全流通』時，當……總之，監管層的每一個可能出現的『政策性失誤』都被這批高智商的『精英們』巧妙地抓住了，最大程度地放大了，不失時機地利用了，因而狠狠地砸，拼命地砸，不惜血本地砸，砸得股市低迷，砸得股東們元氣大損，砸得廣大股民怨聲載道，砸得市場投資信心喪失殆盡，砸得人們將股市慘跌之責任全歸之於『海歸派』的『強化監管』……而這些正是證券界這紮『特殊群體』所希望出現的。

　　(八)結束語

　　要用一篇幾千字的文章將這幾年股市慘跌之因說得很清楚，那是很困難的，本文只是提供一種新的看問題之視點，提供一種不同於他人的觀察問題之方法，但有一點必須強調：將股市慘跌之因歸於『海歸派』的『強化監管』於情、於理、於法都是錯誤的。當今的股市決不是『強化監管』過度的問題，而是力度欠火候、深度還不夠的問題，強化包括股市在內的金融領域裡的反腐敗工作仍是任重而道遠，其阻力還是大得很哪！

　　證券監管層的當務之急是什麼？一是出臺任何政策都要從保護廣大中小股民利益出發，要『還利於民』、『讓利於民』；二是在『強化監管』問題上決不是後退的問題，而是如何深化、如何注意斗爭策略的問題，要充分估計到這一領域裡的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困難性；三是涉及到『全民性的問題』必須遵循『先立法，後實施』的問題，要防止『最後一次』的『國有資產的流失』；四是充分利用輿論的力量，理直氣壯地宣傳宏觀國民經濟的大好形勢，批評證券業界的種種丑惡現象，樹立正氣，打擊歪風邪氣，只有這樣纔能使股市重新恢復生氣。